李愛勇，《史學月刊》2012.4 | 責任編輯：程仕才 (原文連結)
十幾年前在美國出現的新清史研究，已經對國內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造成了又一次衝擊。新清史研究淵源於美國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研究的學術範式，受到「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以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深刻影響；西方學術範式的轉換，國內學術氛圍的變化，特別是滿文檔案的開放和國外學者的努力，充當了新清史的助產婆。逐漸成熟的新清史開闢了一種獨特的研究，它以「滿族中心觀」為指導，在理論、方法和視角的運用上都有很大的創新。新清史學者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對於清王朝的意義，在滿族漢化問題、滿漢精英關係、清王朝性質和民族關係等方面多有創新性見解，提出了一些與傳統學術中的滿族漢化論全然不同的觀點，並因此引起了國內學術界十分激烈的反應。其深層原因，一方面是新清史學者對「中國」的理解不同於國內學者，另一方面是國內學者的爭論仍然建立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之上並因此導致兩種難以達到統一的「愛國主義」。以中西差異應對新清史固然是一種有益的舉措，但爭取對國外漢學進行主動的衝擊或為更迫切的需要。
新清史是1990年代以來在美國興起的清史研究學派。1996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的演講《再觀清代》中對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進行批評；何炳棣隨即以《捍衛漢化》迎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論辯 。這成為新清史出現的重要標誌。《國際歷史評論》在1998年發表八篇專論性的清史文章，將論辯推向了高潮；被稱為滿人研究「四書」的《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也在論辯開始之後陸續出版；2004年，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新清史》對新清史的幾部重要論著進行了詳細評述，注釋中大量有關新清史的資訊清晰地展現了論辯所引起的思考和對學術的推動。與以往清史研究不同，路康樂（Edward J.M.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羅友枝等新清史的代表人物，開始重視利用滿、蒙等少數民族史料，發現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認為滿族從未失去過自己的族群認同。
十幾年來，隨著研究成果的漸次發表與出版，新清史已經形成了相應的學術理路，提出了諸多新穎的學術觀點。國內外學術界對新清史論著也進行了比較及時而中肯的評介，近幾年已開始有學者對新清史進行綜合性的探討。但這些努力主要集中於探討新清史的某些特徵，闡述中國對某一論著或觀點的反應；即使是綜合性和概括性的論述，也多沒有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更鮮有對其學術淵源——夏明方將新清史論證為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在其宣導的「地方性策略」邏輯上的必然延伸，把新清史的學術理路前推到1980年代中期——進行深入挖掘。本文旨在以學術界的反思為借鑒，進一步深入探討新清史的學術淵源，考察其產生的條件，在評述其重要代表作的基礎上，更全面地總結其中的基本特徵和核心問題，較系統地反思新清史的衝擊和國內學術界的反應。
新清史從哪兒來？
新清史是國外學術爭論的產物，但論辯之前，柯嬌燕、斯蒂文、佘鵬達等學者已經發表或出版了符合新清史特徵的論著，其中柯嬌燕的《孤軍》已經成為經典著作。因此，對新清史的淵源進行一番考察，有助於更加清晰準確地認識並理解國內外學者的有關觀點與反應。淵源的考察包括學術研究的理論和實際兩方面。前者必須解決的是新清史的淵源到底在哪兒？新清史產生前西方的哪些研究範式和理論與其有著內在的聯繫並對其產生了哪些方面的影響？後者必須解決的是，新清史產生前的最近時期，國內外的學術氛圍和動向又有什麼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其有無催生之功？
1. 從「衝擊—反應」論到「滿族中心」觀
早在一戰前後，斯賓格勒就對西方的衰落跡象進行了描述，但最終卻提出一種強調西方文化特殊精神和使命的新「西歐中心論」—「德意志中心論」。1950年代後，在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界長期佔有統治地位的「衝擊—反應」論和「傳統—現代」模式說明，二戰之後的西方仍然沒有普遍意識到這種「衰落」。這兩種模式認為，西方的挑戰為缺乏內在動力的中國社會提供了擺脫困境、獲得發展的刺激和機遇。
越戰後近二十年的多極化趨勢，使國外學術界在研究近代中國時開始並逐步放棄「西方」和「現代化」中心。柯文對「衝擊—反應」論和「傳統—現代」模式進行了深刻批評，通過「條塊分割」闡述了「去衝擊論」、「去近代化論」的核心思想，突出了中國的「劇情主線」，把帝國主義這個「跳蚤」從中國這頭「大象」的耳朵裏請了出去。
柯文非常認同新清史等突出中國境內民族差異的研究，正是因為「條塊分割」的「還原論方法」以「地方性策略」的邏輯為「滿族中心觀」鋪平了道路。對「中國中心觀」的反思也是新清史的學術淵源之一：美國學者開始質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國史家將其文化偏見帶入研究當中，一些中國學界中的詮釋典範是否需要重新檢驗？筆者認為，柯文在將中國「消極連續性」歸為中國自己的事、不干帝國主義的同時，側重把中國說得一切美好，這種積極連續性的過度強調也為清朝「帝國主義論」或「殖民主義論」打開了一扇天窗。由此可見，「中國中心觀」已經明顯地為新清史開闢了道路。柯文將清朝時的中國分割成深受西方影響的沿海和未受或少受西方影響的內地，帝國主義只是中國這隻大象的耳朵裏的一隻跳蚤。這種地方性的策略，使得國外學術界強調中國內部因素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將清朝近三百年的成功統治歸為統治者「滿族認同」的條件就具備了。
2. 國內外的學術氛圍
新清史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外自由的學術氛圍。歐美學術界認為，任何一種「文類」（genre）或學派占了主流都會導致狹隘的山頭主義、自戀狂、自我揄揚，輕視他人或對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擊，以及其他無法令人苟同的或是自我毀滅的情況。艾爾曼曾說，美國的學生以超越老師為榮，所以才有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對費正清「衝擊—反應」論的批評，並導致了美國中國學的巨大轉向。羅友枝對何炳棣1965年論點的批評，也是西方學術界挑戰學術主流的例證之一。《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並不約束各個篇章的作者，以使他們可以各持己見。魏斐德最初是與費正清合作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後在主編《劍橋中國前中期史》時因意見不一，就相互分開。這樣，在魏斐德的策劃下，畢德勝主編的《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得以出版，並同樣受到中國國內的極大關注。上海復旦大學為此專門舉辦了「對話：美國中國史學研究的新動向與新趨勢—兼談《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暨《劍橋中國史》系列出版意義」的學術討論會。
其次，史料是史學的基石，美國新清史的產生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中國國內學術氛圍的逐漸開通。臺灣的陳捷先和莊吉發在發現並非所有滿文檔案都有漢文版本後，首先注意到滿文在研究滿人入關後歷史的重要性；1977年臺灣故宮出版的滿文《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第九輯，第一次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980年代，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始向學術界開放部分館藏，《歷史檔案》創刊號上刊載了滿文史料的翻譯，滿文檔案的重要性才被國內外學術界所體認。到這裏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東洋史能夠首先提出改變中國中心？因為在認為清朝「異族政府失政是導致國勢陵夷的主因時，民國時期的強大的民族意識使得滿文無人學，滿文資料被棄於市，只有一些日本和歐洲學者對收集和研究這些檔案有些興趣」。「衝擊—反應」論和「現代—傳統」模式能在國外居於主流幾十年，在某種意義上在於費正清受歷史條件限制不能到中國大陸來，其學生也多在歐洲、美國、日本、臺灣找資料。當滿文檔案得以開放，柯文也「在中國發現〔了〕歷史」，新清史的誕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一些國外學者的個人經歷和學術努力也為新清史做出了積極貢獻。艾爾曼教授的兩本書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他研究乾嘉學派考據學的《從理學到樸學》是到日本找資料，而研究常州今文學派的《經學、政治和宗族》就「有幸」來到中國利用資料；同時，他有一位臺灣政治大學的中國太太，因而精於中文，減少了交流的障礙。賈建飛對歐立德的訪談頗能反映歐立德學習滿語和保持滿語教學的艱辛，而歐立德為宣導「清代檔案具有多樣性與生命力」觀念所做的努力更是作為史學研究者的典範。
綜上所述，新清史淵源於美國學術界多年來對近代中國道路問題的持續關注和由此產生的學術範式。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和列文森的「傳統—現代」模式構成其學術批判的淵源。《在中國發現歷史》確立了美國中國學的「中國中心觀」，其地方性策略表現在新清史中就是「滿族中心觀」。國外史學以批判為核心的學術風氣是造成學術範式不斷轉換、新清史得以產生的重要因素，國內日益開通的學術氛圍提供了新清史必需的歷史文獻，特別是滿文檔案的開放有著巨大的催生之功，一些學者特殊的學術經歷和積極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全文連結：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二)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三)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四)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五)
十幾年前在美國出現的新清史研究，已經對國內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造成了又一次衝擊。新清史研究淵源於美國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研究的學術範式，受到「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以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深刻影響；西方學術範式的轉換，國內學術氛圍的變化，特別是滿文檔案的開放和國外學者的努力，充當了新清史的助產婆。逐漸成熟的新清史開闢了一種獨特的研究，它以「滿族中心觀」為指導，在理論、方法和視角的運用上都有很大的創新。新清史學者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對於清王朝的意義，在滿族漢化問題、滿漢精英關係、清王朝性質和民族關係等方面多有創新性見解，提出了一些與傳統學術中的滿族漢化論全然不同的觀點，並因此引起了國內學術界十分激烈的反應。其深層原因，一方面是新清史學者對「中國」的理解不同於國內學者，另一方面是國內學者的爭論仍然建立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之上並因此導致兩種難以達到統一的「愛國主義」。以中西差異應對新清史固然是一種有益的舉措，但爭取對國外漢學進行主動的衝擊或為更迫切的需要。
新清史是1990年代以來在美國興起的清史研究學派。1996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的演講《再觀清代》中對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進行批評；何炳棣隨即以《捍衛漢化》迎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論辯 。這成為新清史出現的重要標誌。《國際歷史評論》在1998年發表八篇專論性的清史文章，將論辯推向了高潮；被稱為滿人研究「四書」的《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也在論辯開始之後陸續出版；2004年，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新清史》對新清史的幾部重要論著進行了詳細評述，注釋中大量有關新清史的資訊清晰地展現了論辯所引起的思考和對學術的推動。與以往清史研究不同，路康樂（Edward J.M.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羅友枝等新清史的代表人物，開始重視利用滿、蒙等少數民族史料，發現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認為滿族從未失去過自己的族群認同。
十幾年來，隨著研究成果的漸次發表與出版，新清史已經形成了相應的學術理路，提出了諸多新穎的學術觀點。國內外學術界對新清史論著也進行了比較及時而中肯的評介，近幾年已開始有學者對新清史進行綜合性的探討。但這些努力主要集中於探討新清史的某些特徵，闡述中國對某一論著或觀點的反應；即使是綜合性和概括性的論述，也多沒有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更鮮有對其學術淵源——夏明方將新清史論證為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在其宣導的「地方性策略」邏輯上的必然延伸，把新清史的學術理路前推到1980年代中期——進行深入挖掘。本文旨在以學術界的反思為借鑒，進一步深入探討新清史的學術淵源，考察其產生的條件，在評述其重要代表作的基礎上，更全面地總結其中的基本特徵和核心問題，較系統地反思新清史的衝擊和國內學術界的反應。
新清史從哪兒來？
新清史是國外學術爭論的產物，但論辯之前，柯嬌燕、斯蒂文、佘鵬達等學者已經發表或出版了符合新清史特徵的論著，其中柯嬌燕的《孤軍》已經成為經典著作。因此，對新清史的淵源進行一番考察，有助於更加清晰準確地認識並理解國內外學者的有關觀點與反應。淵源的考察包括學術研究的理論和實際兩方面。前者必須解決的是新清史的淵源到底在哪兒？新清史產生前西方的哪些研究範式和理論與其有著內在的聯繫並對其產生了哪些方面的影響？後者必須解決的是，新清史產生前的最近時期，國內外的學術氛圍和動向又有什麼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其有無催生之功？
1. 從「衝擊—反應」論到「滿族中心」觀
早在一戰前後，斯賓格勒就對西方的衰落跡象進行了描述，但最終卻提出一種強調西方文化特殊精神和使命的新「西歐中心論」—「德意志中心論」。1950年代後，在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界長期佔有統治地位的「衝擊—反應」論和「傳統—現代」模式說明，二戰之後的西方仍然沒有普遍意識到這種「衰落」。這兩種模式認為，西方的挑戰為缺乏內在動力的中國社會提供了擺脫困境、獲得發展的刺激和機遇。
越戰後近二十年的多極化趨勢，使國外學術界在研究近代中國時開始並逐步放棄「西方」和「現代化」中心。柯文對「衝擊—反應」論和「傳統—現代」模式進行了深刻批評，通過「條塊分割」闡述了「去衝擊論」、「去近代化論」的核心思想，突出了中國的「劇情主線」，把帝國主義這個「跳蚤」從中國這頭「大象」的耳朵裏請了出去。
柯文非常認同新清史等突出中國境內民族差異的研究，正是因為「條塊分割」的「還原論方法」以「地方性策略」的邏輯為「滿族中心觀」鋪平了道路。對「中國中心觀」的反思也是新清史的學術淵源之一：美國學者開始質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國史家將其文化偏見帶入研究當中，一些中國學界中的詮釋典範是否需要重新檢驗？筆者認為，柯文在將中國「消極連續性」歸為中國自己的事、不干帝國主義的同時，側重把中國說得一切美好，這種積極連續性的過度強調也為清朝「帝國主義論」或「殖民主義論」打開了一扇天窗。由此可見，「中國中心觀」已經明顯地為新清史開闢了道路。柯文將清朝時的中國分割成深受西方影響的沿海和未受或少受西方影響的內地，帝國主義只是中國這隻大象的耳朵裏的一隻跳蚤。這種地方性的策略，使得國外學術界強調中國內部因素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將清朝近三百年的成功統治歸為統治者「滿族認同」的條件就具備了。
2. 國內外的學術氛圍
新清史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外自由的學術氛圍。歐美學術界認為，任何一種「文類」（genre）或學派占了主流都會導致狹隘的山頭主義、自戀狂、自我揄揚，輕視他人或對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擊，以及其他無法令人苟同的或是自我毀滅的情況。艾爾曼曾說，美國的學生以超越老師為榮，所以才有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對費正清「衝擊—反應」論的批評，並導致了美國中國學的巨大轉向。羅友枝對何炳棣1965年論點的批評，也是西方學術界挑戰學術主流的例證之一。《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並不約束各個篇章的作者，以使他們可以各持己見。魏斐德最初是與費正清合作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後在主編《劍橋中國前中期史》時因意見不一，就相互分開。這樣，在魏斐德的策劃下，畢德勝主編的《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得以出版，並同樣受到中國國內的極大關注。上海復旦大學為此專門舉辦了「對話：美國中國史學研究的新動向與新趨勢—兼談《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暨《劍橋中國史》系列出版意義」的學術討論會。
其次，史料是史學的基石，美國新清史的產生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中國國內學術氛圍的逐漸開通。臺灣的陳捷先和莊吉發在發現並非所有滿文檔案都有漢文版本後，首先注意到滿文在研究滿人入關後歷史的重要性；1977年臺灣故宮出版的滿文《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第九輯，第一次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980年代，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始向學術界開放部分館藏，《歷史檔案》創刊號上刊載了滿文史料的翻譯，滿文檔案的重要性才被國內外學術界所體認。到這裏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東洋史能夠首先提出改變中國中心？因為在認為清朝「異族政府失政是導致國勢陵夷的主因時，民國時期的強大的民族意識使得滿文無人學，滿文資料被棄於市，只有一些日本和歐洲學者對收集和研究這些檔案有些興趣」。「衝擊—反應」論和「現代—傳統」模式能在國外居於主流幾十年，在某種意義上在於費正清受歷史條件限制不能到中國大陸來，其學生也多在歐洲、美國、日本、臺灣找資料。當滿文檔案得以開放，柯文也「在中國發現〔了〕歷史」，新清史的誕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一些國外學者的個人經歷和學術努力也為新清史做出了積極貢獻。艾爾曼教授的兩本書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他研究乾嘉學派考據學的《從理學到樸學》是到日本找資料，而研究常州今文學派的《經學、政治和宗族》就「有幸」來到中國利用資料；同時，他有一位臺灣政治大學的中國太太，因而精於中文，減少了交流的障礙。賈建飛對歐立德的訪談頗能反映歐立德學習滿語和保持滿語教學的艱辛，而歐立德為宣導「清代檔案具有多樣性與生命力」觀念所做的努力更是作為史學研究者的典範。
綜上所述，新清史淵源於美國學術界多年來對近代中國道路問題的持續關注和由此產生的學術範式。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和列文森的「傳統—現代」模式構成其學術批判的淵源。《在中國發現歷史》確立了美國中國學的「中國中心觀」，其地方性策略表現在新清史中就是「滿族中心觀」。國外史學以批判為核心的學術風氣是造成學術範式不斷轉換、新清史得以產生的重要因素，國內日益開通的學術氛圍提供了新清史必需的歷史文獻，特別是滿文檔案的開放有著巨大的催生之功，一些學者特殊的學術經歷和積極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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