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小鴨自到香港以來,就在台灣造成風潮,及至到了高雄、桃園,以至於現在的基隆,這股風潮宛如民視或三立的連續劇一般,東西一成不變,卻永遠有趕流行的觀眾。我對此事本來素無興趣,也不想評論。但這幾日由基隆市政府委託的策展人范可欽與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爭議,卻將這件事情帶向一個有趣的方向,雖說就我接觸的網路圈所見,多數人支持霍夫曼的立場,但支持范可欽的人也不是沒有。不過就我而言,這並非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這個機制本身就有問題。

Stor Gul Kanin
(Stor Gul Kanin, 2011, pic via Hofman's official site)

霍夫曼的作品特色是將玩具放大成驚人的尺寸,置在公共空間。之前在網路流傳的一個巨大的玩具兔子出現在瑞典城市街頭 (如圖),也是他的作品。但像這樣一件作品「隨波逐流」,到處巡迴的狀態,對他而言或許是首次。如果這只是一件作品出現在各地,或許就像一般的作品巡迴展覽,比如艾未未的新作品「十二生肖獸首」,從倫敦、巴黎、紐約,一路巡迴至台北。但小鴨所到之處,又引起商業的噱頭,特別是香港及台灣。去看的人不見得會意識到這是一件巨大的環境裝置作品,只是覺得可愛、有趣、好玩,在小鴨前留影。

在台灣,小鴨隨之引出巨大的商業利益,一時間到處都有小鴨的衍生商品,我猜搞不好連霍夫曼原本參考的本尊:真正的塑膠小鴨玩具,在台灣也變成霍夫曼作品的週邊。畢竟相較於歐美國家,台灣人的沐浴習慣中甚少有玩具小鴨的存在。弔詭的是,這種奇怪的商業榮景居然引起某些輿論聲音檢討起台灣的文創產業,批評別人一隻小鴨就可以有這麼大的產值,然而台灣政府號稱要大力支持文創產業,卻顯得欲振乏力。

單純從經濟效應去判斷藝術活動(或假掰的用「文化創意」稱之)成功與否,本來就很荒唐,無奈在求「成長」若渴的台灣,這似乎變成至理。也因此,范可欽才要用官方授與的權威來收割這些周邊的商業效應,這導因於只有人數與金額才可以「如實」反映基隆市政府所做此事的價值,也才便於台灣目前偏好的數據化評鑑。

至於基隆市政府給霍夫曼的權利金是否可以包含范可欽推出的所謂獨家授權的週邊,我想這比較是契約上的爭議。但對我而言,這件事情不啻可以說明「文創產業」的荒謬。一方面從台灣一般人對黃色小鴨的吹捧,可以看到台灣在文化上的盲從與空虛,再者台灣的地方政府錯用一位之前只在操作商業行為的廣告人去處理一個應該定位在「high art」的藝術創作策展(實在我也不知道這有什麼好「策」的,承辦就承辦,徒然用「策展」這種詞彙混淆視聽),剛好凸顯出商業牟利與藝術本質上的扞格。雖然基隆市政府緊急消火,撤換范可欽,但這也相當能看出台灣其實還是不能處理藝術與商業之間的分際,我們尚且搞不清楚什麼是「文化」,遑論還要有「產業」。張大春幾年前就說「文化創意產業」是狗屁,我迄今仍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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