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採訪藝術史學者白謙慎,談到中國藝術史的發展。他在耶魯大學學到整套西方的史觀,但他希望中國藝術史可以發展出獨自的藝術史理論,藉此與西方對話。他的說法反映出中國藝術史的困境,中國藝術史一開始是由西方人成立的,緊接著日本人也加入研究的領域。當時中國是多事之秋,而且傳統在當時遭到知識份子的批判,雖然有少數人如滕固,自西方學習藝術史,試圖引進中國,但整體而論,戰前的中國藝術史,基本上是國際漢學的分支,而且幾乎沒有中國人參與其中。

兩岸分治之後,台北故宮倉促成立,在美國的資金幫助下,當時文物存放的地點蓋了一棟簡易的展示間。由於中國大陸當時是鎖國的狀態,台北故宮遂成為國際研究中國藝術史最豐富的資料所在,更因為美國在戰後買進許多因戰爭流出的文物書畫,使美國的中國藝術史研究隨之發展。而台灣第一代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也是經由與美國學者的交流與接觸,得以慢慢做出符合西方治學標準的藝術史理論,隨後台大歷史系成立藝術史組,這些學生畢業後多半赴美深造,成為台灣今日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中堅。相當程度上,台灣的中國藝術史是以美國治史方法主導的史學觀。

於今來看,中國藝術史居然用的是西方人的史觀,的確有點奇怪。但在當時,卻是很重要的進展。早年研究中國藝術史最大的問題在辨別真偽,許多作品號稱宋畫元畫,但畫風紊亂,使我們無從去建立中國的繪畫發展演變的系統。然而傳統的鑑畫方式並沒有一個客觀嚴謹的標準,只是依據過去的經驗來判斷,雖說這種鑑畫並非毫無依據,但往往因為說不出個所以然,難以取信。援用西方的「風格分析」來確立中國繪畫的時代風格,無非是要先解決這個棘手的辨偽問題。

當然,確立藝術發展的演變過程,這也是西方的觀念。但既然藝術史是純然從西方引入的學問,用西方的觀念來理解中國藝術,似乎也是不得不然。而且早期的學者故意攀比西方的藝術分期,講什麼「中國的文藝復興」之類的說法,似乎連歷史的演變方向都要與西方亦步亦趨,彷彿中國沒有自己的藝術發展,這點頗不可取。這種觀念雖然已經很少人提起,但有時仍不免用「文藝復興」等用詞在詮釋中國藝術史,或可看成是當時的「餘毒」。

白謙慎希望可以建立的「藝術史理論」,仍是建立在傳統書畫鑑定之上,但如前所述,鑑定的困境在於無法對畫面圖像提供具體的論據。鑑定可以從題跋、印章、材質,乃至於對歷史的掌握來作為參考的依據,但唯獨最為關鍵的畫面,傳統鑑定無法以一個有系統的方式來分析。最著名例子就是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傳為董源所畫的「溪岸圖」。這張畫沒有題跋、印章作為依據,歷史文獻更不可能,唯一的方法,只有從畫面去討論,但尷尬的是,中外學者對此畫的看法南轅北轍。顯然傳統的鑑定方式,仍有嚴重的限制,但西方發展出的研究方式,也難以解決中國藝術史一些關鍵的問題。

書畫鑑定真正派上用處的地方,是元代以後的文人畫,這或許互為因果,因為這亦為當時的文人開始出現的慣例,這種品評書畫的習慣到了明代中葉之後進一步出現對畫風的評價與溯源,成為今日鑑定書畫的傳統。然而他們奉為圭臬的唐宋畫作,卻完全無法用這種模式研究,更不要說更早以前的作品。這種奠基於傳統的研究方式,只能處理一部份的作品,而且非常侷限在書畫作品上,其他的器物則根本毫無傳統可循,只能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有些甚至幾乎無解,比如先秦青銅器上的紋飾意義。

白謙慎在文中提到方聞的治學觀,我認為才是中國要發展出獨自的理論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如果我們連中國藝術在這個世界上的定位都不明確,我們又如何進一步發展出屬於我們的藝術史理論呢?確立中國藝術獨有的價值觀,我認為至為重要。我並不認為我們已經解決這個問題,比如現在許多從事水墨創作的人會以「文人畫」自我標榜,但若真的細究下去,我發現並沒有幾個人真正知道「文人畫」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又一般學者囿於過去的傳統,總將山水畫視作中國繪畫最獨特、最重要的繪畫類型,投入的研究最多最深入。但這真的能反映出中國繪畫發展的真實狀態嗎?如此標榜山水畫的結果,是否限制了我們對中國藝術的看法,使我們對中國繪畫有著錯誤的評價?而相較於西方藝術史,東方的藝術史研究卻被現代國家的界線分割成許多獨立的國家藝術史觀,為什麼我們不去討論一個更大的「東亞藝術史」,將日本、韓國、越南等受到漢文化影響的藝術發展一併納入討論,只侷限在朝代或地理疆域之內?

或許要建立起一個獨立的藝術史觀,得要先行拋棄以特定民族意識為本位的看法。傳統的價值固然很重要,但我們今日所掌握的知識早已不是古人可以比擬,有必要加以調整。我想白謙慎所擔心的,是今日有些研究者喜以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眩人耳目,卻缺乏文獻資料的認識,這種捨本逐末的方式,漸成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問題。而傳統的書畫鑑定,其實就是打底子的工作。今日的中國學者,多半沒有過去古典的學問養成,甚至對傳統中國藝術的本質一無所知,雖然號稱中國人,其實與中國的傳統完全割裂。他們研究中國藝術,實與西方人的立足點差不多,然而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便自以為可以完全主導中國藝術史的詮釋權,反使中國藝術史帶往極為糟糕的方向,變成一個隨意比附、胡亂詮釋的「學問」。在此之前,白謙慎就已經批評過類似的事情。我想建立理論,不僅是基於對藝術史的熱誠,多少也有反思今日中國學術亂象的心思在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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