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You'll never be Chinese

Mark Kitto，2012年8月8日，Prospect（原文連結）

（按：此文在網路上已有翻譯，但錯誤極多，所以參照既有譯文，加以改譯。本文雖是去年寫就，但最近網路又有人拿來討論。故轉譯全文於此。）

為什麼我要離開我愛過的國家

死亡與稅，你應該知道這句名言。我想再加上第三條：你決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無論你有多努力、多想要、或以為自己已經是了。我以前也想當個中國人，並不是說我想穿著棉襖絲履，或是身穿毛裝、染黑頭髮，稱用手帕擤鼻涕很噁心。我希望中國能夠是我成家立業之地。雖說過去十六年確實是如此，但如今我要離開了。

我也不會再回來了。我已經徹底從「中國夢」的愛戀中醒來。「但中國締造了經濟奇蹟：有史以來最多的人口在最短的時間內脫貧...年年都有十幾趴的成長率...還有出口、進口、基建、投資...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拯救了世界...」誇張的狀況不斷持續。我想我們心裡都有個底。

但你不認為，如此的成長、建設、充足的原物料，足以像個金融界的007那樣風馳電掣，孤身拯救世界，這樣的中國理當是個更加幸福與健全的國家嗎？1986年我還是學生的時候第一次來到中國，這國家剛從幾十年來令人窒息的政府管控中解放，而我一眼就愛上這裡。今天至少比當時要好吧？但我不這麼認為。

當我從亞非學院來到北京上第二年的中文課程時，中國是共產社會。與西方相比，此地很落後。街上車子寥寥可數，卻有上千輛單車，路燈極少，數不盡的驢車，其速度足以讓學生爬上車板順路回到宿舍。我的「導師」（介乎舍監和假釋官之間的身分）之前是恐怖的紅衛兵，綽號「侯龍」。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食物、飲料、衣物、單車和一點花生。我們活得像國王一樣──或者說若我們有地方可以花錢過上奢華日子的話。只有一間市區的友誼商店，有在賣罐裝咖啡。

我們就像一般學生那樣過日子，但即便不是從我今日的眼光看，當時我心中最美好的印象，也不是那些惡作劇或大冒險，而是在上海往西100哩的莫干山，我在那裡過了七年。

如果我要挑一個詞來描述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我會選「樂觀」。自由市場初見雛型。中國三十五年來首次面臨通貨膨脹。人民對此相當興奮。這是進步的象徵，是更多的應許。強調樂觀心態是共產主義要負擔的一部分責任，強調這種幻想的結果若不是出現真的無私合作的社會主義份子，就是只有表面團結，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稱：「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但直到1980年代中葉，中國人才學著如何走路說話。

1987年一月某晚，我看他們一路唱歌遊行，在白雪靄靄的街道上，從大學廣場走到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有這麼多學生遊行，這可能是1989年六月那場「事件」的先聲。

有個人要對當時樂觀的狀態付上很大的責任：鄧小平。他如今多以現代中國的「總設計師」著稱，鄧小平型塑了今日的中國。他也在1989年下令坦克開進北京，為中國共產黨留下至滅亡之日都無法磨滅的陰影。那個「事件」──中國人都這樣說，因為共產黨極力從公眾記憶中清除後，已經鮮少有人提及──剛好發生在我期末考的時候。我跟同學懷疑自己花了四年時間讀中文是否一無是處。

不久鄧小平就將他的國家導回他認定的方向。他說服世界去原諒他在天安門「事件」的處理方式，並試著與中國交好，不要輕視中國。他也提出一項計畫，保證至少在他有生之年，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世界施予恩惠，中國人甘心接受。兩邊經濟上都能得益。

我在1996年回到中國，開始我夢想中的事業與人生，我聞到類似的樂觀氣息，但有點隱約不同：在一個強調共有的社會吹起了商業風潮。其中的興奮比較像是我很渴望可以簽下一份獲利豐厚的合約（我在中國以金屬貿易起家），而非真正的大事件將行來臨前的顫抖。

承諾實現了。鄧小平保證這些中國人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只要他們不再要求政治改革。共黨說：「相信我們，一切都會好的。」

二十年過去了，一切仍沒有好。

我必須強調，這些說法跟我在中國的事業毫無關係，從金屬貿易到創建數百萬元的雜誌出版業，直到2004年被中國政府中斷，隨後我隱居到莫干山，和我的中國老婆用咖啡館與三間小房建立起一個小小的商業中心，讓我可以在幾年之間，得到足夠的秘辛八卦能填滿每個月《展望》雜誌裡的半頁版面。但只要地方政府不延長我的短期租約（為此我每三年都要苦苦要求），就可能會面臨和我所辦的雜誌一樣的命運，這使我萌生離開中國的退意。

我在辦雜誌的時候，那些國營的競爭對手（講敵人或許更正確）私底下告訴我，他們研究了我出版的每期刊物，從我這裡學到很多。他們感謝我對中國媒體的貢獻。他們竭盡所能想要摧毀我。在莫干山，當地政府領導私下傳簡訊感謝我重建了這座小鎮，變成一個旅遊景點，卻又明言我是例外，他們不成文的「規定」這座城鎮不歡迎外國人來居住（然而此地是二十世紀初期由外國人所建立），頂多只能待上一個週末。

這篇文章不是講我個人。我想告訴你們我對中國政府的看法，基於我曾住在此地三大都市和一個小鄉鎮的經驗，並解釋何以我要離開。

* * *

今日的中國社會只重視一個目標：錢和賺錢。當今中國的政治正確就是「經濟利益」。這個國家和人民，平均來說，遠比二十五年前來得富裕許多。傳統的家庭文化，多虧六十年自私的社會主義統治和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經變成「我最大」文化。除非能得到經濟利益，這個社會並不合作，他們合作只是為了要求受到汙染、土地被政府非法罷占、或毒害子女能確保有公平的賠償。社會地位在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而拜六十年來共產主義統治所賜，其均取決於財富的展現。汽車、大廈、珠寶、華服、寵物，全都要最新最閃亮的，還要是知名的外國品牌。而我所居住的小農村中，從來沒有人關心過我或我家人的健康，我只被問到我可以在這小買賣裡掙多少錢，我的車子多少錢，還有我的狗。

當然，有些幾乎一無所有的人會因為錢而感到不安，特別是你還在不斷炫耀你所有的一切。因此共產黨提出「和諧社會」的說法，在城鄉耗費巨資作面子工程，依賴買賣「土地權利」的融資，而非徵收稅金。

一旦你做了一些花俏的面子工程後，你就會想去投資其他安全而且能保證收益的管道──這非常重要，因為你得自己付醫療費用和養老之用，還要付擔海外學校的學費。但除了投資房地產或塞在床墊底下，是不會有這種投資管道的。股票市場受到操作，銀行運作方式不按照商業基準，人民幣仍不能隨意兌換。當那些有權有勢的特權階級得以合法將財產轉移到海外時，剩下的人只能買更多的房子或更厚的床墊。這導致有史以來最大的地產泡沫，一旦破滅，看起來就會像上千起煙火爆炸意外。

扼言之，中國的地產價格飆升，都會裡的年輕上班族已經無法負擔成家的費用；而大批開發商在這個國家到處蓋房子，是當作投資之用，而非安家立命所在。如果你有一套房，通常還會有另外三套房。我許多朋友都這樣。如果你一套房都沒有，你就完了。

一旦泡沫破裂，或是在很渺茫的機會下逐步萎縮，共產黨承諾給人民的財富也會一起縮水。當初的承諾將不再。但醫療費用、養老費用和學校費用仍舊。人民會索討自己的錢，甚至自己的發言權，聚集成一股政治呼聲。若他們遭到拒絕，和諧將不再。

與此同時，還有少數民族和工廠工人，與其慷慨包容，還不如全面鎮壓，豈不更省事？如果少數民族或工人的不滿與房地產泡沫破滅同時爆發出來，再加上像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醜聞曝光，或是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所揭露出的高層貪污醜聞，和諧社會瞬間就成了不滿的大合唱。

共產黨會如何處理？他要如何領導？

很不幸他忘記了。這個政府如此害怕人民，甚至寧願不去管理。

在中國鄉間，村落的決定需要一連串高層的授權，甚至一路到北京，而得到的批示僅是「自行決定」的便條。共產黨只有在自己的權力或個人的財富遭受到直接威脅時才會現身。國家統治者躲在緊閉的門後，政府所在的大樓沒有地址，也沒有電話號碼。大樓裡的人不准他們的指派人實際領導。有位暱稱溫爺爺的人，即將離開主席職務。他可能是個會耍弄點小聰明的傀儡，也有可能是真心想做點事情的人。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2010年CNN現場訪問，在中國被屏蔽）是好的，但他永遠不可能實現，他清楚得很。

為要爬上高位，立場就得曖昧，不能帶有強烈的立場或看法。我猜測，競爭領導的人可能會想，一但他們上位，他們就能「盡顯本色」。但他們往往太晚才知道這不會發生。當我從事出版業時，我曾和聽命那棟大樓裡某些人的官員打交道。他們講話的神情彷彿像是隔壁房間有個無法言說的大怪物般，通常只能說「他們」或「我們領導」。有一兩次他們提到「中國出版集團」，但實際上不存在。我找不到他，只是個妄想。

那棟大樓裡的人，透過所謂的專家學者，將會接管所謂的「中國人的世紀」，我們被告知「中國是下一個強權，就接受吧。」你要怎麼接受一個面目模糊的領導人，在面對國際爭端需要提出對策時只會出現「自行決定」的簡訊？

有種說法說中國曾統治過世界，所以我們無須擔心。就像中國人喜歡說的，他們只是想「重回該有的地位」。雖然中國曾是世界上的主要強權沒有疑義，但若因此想要回到「該有的地位」，則會出現兩個根本的問題。

中國能有現在的卓越，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其大小。一如今日，中國過去、未來都會這麼「大」。（中國喜愛「大」。「大」即是好。如果中國人問你對中國有什麼想法，只要說「他很大」，他們就高興了。）如果在微晶片出現之前那個尺寸至關重要的時期，你是最大的話，你就比較會是統治者。就像過去中國人坐在那邊接受像是西藏之類的藩國和附庸國的進貢。若潛在的問題足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或利益，就會用計使那些麻煩製造者相互對立，或是用錢打發。

第二個原因在於「該有的地位」被中國曾為世界強權的說法誤導，中國的強權並不包括美洲、啟蒙時代以後的歐洲或現代非洲。這世界並不想活在一個中國人的世紀，就像他們不想活在美國的陰影下一樣。中國無論在政治、文化或社會層面都過於內視。他們並不歡迎侵入者，除非他們剛好軍事力量更強，而且從北方而來，如同中國的兩個朝代，元朝（1271-1368）和清朝（1644-1911），他們變得比中國人更中國人。更進一步說，蒙古成了「元朝」，而滿洲則變成了「清朝」，他們成了最後一道防線：「他們侵略我們，卻被我們從內部消溶。」有點像電影《異形》。所有的非中國人對中國人而言，用稍微粗俗點的說法，都是蠻夷，好聽一點叫「外人」。中國人則是「內人」。就像不喜歡出門的人，天氣、爭執、天災，中國人都緊閉大門。也許他們會貼上一張告示：「你知道怎麼做了再敲門。」

領袖氣質需要有同理心，能夠體察民意的能力，也需要決斷力並勇於負責。由於相信自己獨一無二，他們幾乎難以跟中國人感同身受。受制於互相衝突的利益團體，中國政府對決定政策猶豫不決，還不要提國外的問題。看看領導集團如何因為薄熙來醜聞案而延遲移交。這個系統是設計來有效規避責任，除非出現重大的決定。（我知道聽起來很瘋狂，但就是這樣，是真的。）

領袖不僅僅只是高高在上。如今的「世界領袖」給世界有機會變成美國人且民主化，通常是他們想要，有時會透過武力。大英帝國則讓奴隸自由，提供法制，以及其他。羅馬人則從埃及拿走糧食，重新分配給整個歐洲。

中國若統治世界，是不會提供成為中國人的機會的，因為成為中國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完全放棄奴隸制度，他們鼓勵自己的人民像奴隸般工作好替西方公司生產產品，賺取外匯以刺激經濟繁榮。（這個黨曾宣示要將西方奴隸主踢出中國，多麼諷刺。）如果你試著將正義的天平放在共產黨的前方，你會發現他並不知道何謂法律。（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當過原告。我在沒有記錄的狀況下被告知我贏得官司。但當我律師在去聽宣判的路上接到一通電話，判決就反轉了。）至於從非洲壓榨而來的資源，都送到了中國。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之所以不想讓中國統治還有一個最後的理由。中國共產黨自始就是強烈仇外的。狂熱的國族主義是其根基。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創造了一段「百年恥辱」時期，去定義鴉片戰爭到解放這段時間，當外國勢力確實對嬴弱的清政府肆意妄為，二次大戰被稱之為抗日戰爭。公開指責中國人，將諾貝爾將頒給中國學者，或是公然跟達賴喇嘛喝茶的人，都會冠之以「干涉中國內政」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為了使中國人感到屈辱，他們定期被告知外國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然後共產黨就會承諾讓那些作為付出應有的代價。

世界被忿忿不平的中國統治即便還有其他可能，也是頗為黯淡，想想如今已被中國統治的世界經濟境況。未來數年中國極有可能出現劇變，以房地產崩盤為首。就像過去的歷史事件般，一切都很突然。孫中山在1911年的革命始於一次爆炸意外。有論者稱意外可導致革命，或可使政府垮台。所有共產黨試圖在近期內修補的措施，使得地產進一步攀升，長期來看顯得更加惡化。如最近下調利率，是為了刺激國內消費，但除非共產黨重整醫療系統，否則消費不會攀升。但他們沒那個錢，錢都拿去投在美國債券了。他們也不敢賣掉，唯恐美元貶值而人民幣升值傷害出口，這會使得工廠倒閉，人民失業，危害到社會安定。

若劇變真的到來，我希望是平和的，共產黨不需對台灣或菲律賓動武好轉移人民的注意力。無論採取什麼方式，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都將結束，即便他如今或許是世界經濟的龍頭，也似乎是擺脫衰退的唯一希望。

* * *

害怕武裝革命或國內劇變很有可能會將矛頭指向外國人，雖非我離開中國的主要理由，但我並不否認這是考量之一。

其他的考量是，我希望就像一般人一樣成為社群的一部份，不會再被視之為外人，可以在有規範的環境下做生意，不需害怕會遭到剝奪，也不會過於害怕我家人呼吸的空氣和吃的食物會造成身體損傷。我離開中國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我希望我的小孩能接受像樣的教育。

中國的初級教育系統沒有在教育人，而是考試中心。課程設計成要教小孩如何考試。在我們這幾年所住的中國農村，也有這樣的選拔系統。通過考試就有機會到大城市過好一點的生活。學校不培養有多種興趣、有社交能力、可自力更生，並有質疑精神的小孩。他們只培養贏家和輸家。贏家去念大學商科，輸家則回去種田或去父母親不願他們去的工廠工作。

運動語課外活動的時間也很少。有運動細胞的小孩被特別選拔送去特殊學校學習如何贏得奧運金牌。有音樂天賦的小孩則在音樂學校反覆練習，天賦所帶來的熱情與喜樂都被消磨殆盡。（我的妻子屬於後者。）

這裡還有洗腦教育。我女兒在上學的第一天就要花時間去看一部電影，內容大概是「中國人如何在黨的正確領導和英勇解放軍的幫助下，成功戰勝了北川地震。」然後推崇共產中國一些已故的神祕英雄當成道德楷模，比如雷鋒，他是無私的士兵，在其短暫的一生做了很多超乎人類能力的事，情，而記載這些事蹟的日記奇蹟般的在他死去後「發現」。

這些壓力使得小孩奄奄一息。我以自己的經驗為例。考試成績95分以下就被視作不及格。考壞了就要懲罰。家庭作業包括一大堆練習卷，周末至少要花一天的時間寫完。許多小孩會去學校教室寫考卷，我曾看過整班人在星期天早上六點出現。放假的時候他們會去補習，補習前還得花至少一兩個小時作作業。我許多當地的朋友跟我一樣對這個教育體制深惡痛絕，但他們沒有選擇。我很幸運，我有。

我可以選擇搬回大城市，將小孩送往昂貴的國際學校──他們不提供食宿──但我擔心汙染問題，而且得找到合適的工作，多數是在中國做外貿事業，但我很難找到我良心過得去的。

我很同情中國的小孩子無法接受大城市裡國際學校的教育（他們都對中國孩童的入學人數設限），或是父母無法讓他們去海外求學，或是無法進入共產黨特別優待的特殊學校。中國並不培育這些年輕人成為未來的領袖、發明家或改革者，但這才是教育的目的。共產黨不希望有自主想法的人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仍舊相信他們自己就能解決問題，但前題是他們得承認問題存在。諷刺的是，他們唯一公開承認的問題是貪腐，因為要否認這問題已經不可能了。

共產黨內確實有許多開明的官員，知道必定要做些什麼好防止危機。我曾見過一些這種人。如果中國想要避開劇變，一定要靠他們從共產黨內部改變，但他們面對的情勢嚴峻，時間有限。

我也碰過很多聰慧的中國人，有現代的國際視野，這些人可以、也有心想幫助他們的祖國面對足以動搖國本的問題。但他們似乎不會有這個機會。我擔心若他們其中有人對此訴求，我很擔心我的中國朋友會碰到1989年我期末考時所發生的事情。

我有讀過艾未未、陳光誠和劉曉波的微博，就像中國的推特或臉書，受到嚴密監控，裡面的發文只要幾分鐘時間就能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我妻子在接觸微博之前從未聽說過這些人。審查機制一直無法完全控制。（當我的妻子在接觸微博的當天，她對我說她已經克服離開中國去英國的恐懼。）也許有上百，也許是上千、上萬個中國人關注他們，有數不盡的個人，試圖用自己的方式改善中國。有一天他們會成功，屆時當中國人就是個好時機。這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