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在2月17日出現一篇江靜玲寫的「我們是誰?歐洲人的國家和定位疑問」,剛好就是《戰後歐洲六十年》裡第廿二章「新歐洲與舊歐洲」的內容。報導內容所提供的資料無疑太少,致使我們縱然看完報導,還是對這「我們是誰」的大哉問茫然不解。但在東尼賈德筆下,這些事情便顯得清晰許多。

這種報導總有一些盲點,比如「國家」,好像這些歐洲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存在,當然不是如此。認同一個政治上的實權,與尋找自己的定位,常常也不是同一件事情。我本以為台灣這幾十年來的國際政治處境,會使台灣人對所謂國家或認同這種議題有多一點想法,但實際上我們對這種抽象的理解,並不會比美國人或中國人高明到哪裡去。就算有心想要報導國際議題,我們還是只能用很浮象的方式理解,背後的歷史淵源付之闕如。這種國際觀到底有沒有用,我實在很懷疑。但要台灣人多去念點歷史,又像是天方夜譚。所以無知某種程度上也不是一件壞事,一無所知總好過一知半解。

在歐盟抹消了歐洲的政治邊境後,會不會影響人民對政治實體的認同,致使目前的歐洲國家進一步分裂?這雖然是很有趣的課題,但更有趣的狀態,在於國家不斷分裂獨立的情形,並沒有出現在歐盟國家當中,而是前東歐國家的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聯邦。其實我們習以為常的歐洲國家,多是由許多公國所組成,就算是一直以來都是歐洲最大國的法國,在《非典型法國》筆下,也是一個充斥著各種民族及語言的組合體,哪怕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標準法文在法國鄉間的使用率,搞不好還不如牛津大學或聖彼得堡。台灣的族群分裂是戰後因為政治因素才出現的新東西(而以前那種漢人與平埔族、不同籍貫漢人之間族群情結,幾乎消失無蹤),跟歐洲夾雜著語言、文化、政治變遷與宗教信仰的複雜情況大不相同。蘇格蘭與英格蘭、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卡斯提亞)、比利時佛蘭芒人(說荷語)與瓦隆人(說法語),都是各自擁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語言,而在民主制度底下,他們也各自擁有自己的行政中樞、立法機構,幾乎是國中之國。除了沒有外交和軍隊,幾乎與獨立國家無異。

其實在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以前,比利時就已經幾近分裂:他們有超過一年的時間無法選出一國的領袖,這顯然跟佛蘭芒人與瓦隆人的族群紛爭有直接的關聯。我認為這大概是族群分裂所可以導致最嚴重的後果──連個不太有實權的元首的選不出來。但就算經年沒有中央政府,比利時終究沒有選擇各自為政,變成「法蘭德斯國」和「瓦隆尼亞國」。可能是因為比利時終究有一個皇室,某種程度上仍是國家認同的投射與象徵。但嚴格來說,這些地區就算真的獨立,對整個世界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影響最大的,往往是和他們分離的那個國家。比如蘇格蘭若跟英格蘭分家,倫敦立刻失去北海石油資源,加泰隆尼亞如果脫離西班牙,西班牙的生產毛額會立刻消失五分之一,而且人均所得會大幅滑落。這也是為什麼此時鬧獨立會特別嚴重的原因,如今西班牙經濟沉痾之重,加泰隆尼亞勢必要付出更多錢去補貼西班牙其他經濟落後地區,他們當然不會願意。我相信以米蘭為中心的北義大利(倫巴底區)也是一樣的心態,北義發達地區的人均所得,幾乎快要是義大利最南端的兩倍。

總之,說到我們對國際的認識,或者說我們要去理解國際政治,有企圖心固然很好,但報導類似這種片面的、缺乏脈絡的內容,到底可以幫助我們什麼,我很懷疑。這跟我素來希望台灣人有點國際眼界相違背,但我現在覺得,與其要台灣人有「國際觀」,不如培養台灣人深入看事情的能力。去年一年台灣透過網路效應激起的公民運動,揭示新時代的社會運動模式。我卻也發現在這種網路動員的模式底下,台灣人膚淺的特性顯露無遺,網路常常會因為一篇文章或新聞引起公憤,然後又出現立場截然相反的翻盤文章,隨之就是兩造的口水之爭,最後不了了之。這種模式一再出現,說明台灣人浮躁,缺乏耐心,也缺乏質疑的能力。反映在台灣的媒體,最鮮明者,莫過於新聞台的「各式」談話節目,無論談話內容是什麼,多半內容膚淺、論點武斷、而且喜愛危言聳聽。

近來在看阿潑所寫的《憂鬱的邊界》,從她書中,可以感受到她不僅有國際觀,也有歷史縱深的認識,但書中的文章常常是開了個頭,我剛要有個興頭,就匆匆結束了。我不認為她只能寫到這個程度,所以兀自猜測,這多少也是要迎合台灣人浮躁缺乏耐心的習慣吧。我也不認為台灣人真的那麼浮躁缺乏耐心,之前我看到一個網誌,作者居然針對《後宮甄嬛傳》寫了四十四篇文章,鉅細靡遺,都快要可以出一本「後宮甄嬛傳研究」了。可見台灣人不是不能,而是不肯,也許是俗弊使然,台灣人太沉溺在眨眼即逝的即時資訊中,甘於被淹沒,卻不想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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