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因六四關押的工運人士李旺陽,出獄後接受香港電視訪問,不久即橫死。香港輿論對此反應極大,為他發起的遊行,參與者有兩萬餘人。不過也有對李旺陽橫死默不作聲的,如陳雲。聲不聲援,這是個人的選擇,本無可厚非,但這件事情居然引發一點波瀾(至少就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文章),而糾結之處,其實不是李旺陽,而是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互動。

我看香港的政治文章,最可玩味之處,在於港人時常在「中國」這個名詞上夾纏。香港人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應當比台灣人要明確很多。一則香港是嶺南文化的一部分,底蘊深厚,與台灣移民社會不同。再則香港雖長年被英國統治,但與中國本土並無阻斷,英國人的殖民方式,也不以同化為目的,要的僅僅是當地的治權和經濟利益,反而台灣先有天然海域隔開,後又有日本人的同化手段,雖同遭殖民,命運不同,反應亦固不同。台灣人於日本統治晚期萌發獨立意識,復又因國民黨的統治手段和文化隔閡上進一步強化,使得「中華道統」在千禧年後迅速消散,加上中共在一旁推波助瀾,「台灣獨立」從一禁忌語言,變成日常用語。

相較之下,英國從未像日本對台灣一樣介入香港本地人的族群認同,雖然手中拿的是殖民地的護照,香港人普遍仍自詡是中國人,並與東南亞、美歐等地的海外華僑社區連通,在中國大陸之外,另形成一個以嶺南文化為主的「國際中國」。但真正的「中國」在香港人的眼中卻已經開始走調,中共的暴政引發多次逃難潮,又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出現「六七暴動」,以及迄今影響仍非常深遠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當英國政府與鄧小平簽訂主權移交條約後,香港社會出現「九七大限」的說法,對當時港人而言,共產中國顯然不受歡迎。

如今「九七大限」已經過了十五年,恍如隔世,但中共治下的香港,頗有點昔日剛從日本手上「光復」的台灣,雖然共產黨的手腕好過當年的國民黨,但民怨積累似乎總是「自己人管自己人」難以避免的結果。同樣的,香港也漸出分離之意,其背後原因,除了施政不彰外,還有兩邊久經隔閡,忽然間大量來往,誤以為「血濃於水」可以消弭制度心態上的歧異,反使嫌隙日深。於是乎,香港也開始出現類似以前台灣對「中國」定義混亂的狀態,「中國」究竟是文化認同的總稱,還是政治實體的代稱?香港人的「中國」,等同中國大陸的「中國」嗎?

今日陳雲所提的「香港自治論」,著重強調「華夷之別」,也就是將中共政體及其統治地區趕出「中國」的定義,重訂粵語為中文雅言,香港的傳統風俗為中華正根,駁斥共產黨,特別是中央所在的北京為夷狄。其實這種說法,也同樣為台獨主義者所用。台獨主義者一方面說台灣人有獨自的文化發展,迥異中國大陸,以區分兩岸之異,一方面又強調台灣閩客方言為古典雅言,正體字是中華正朔之一脈,傳統民間信仰發達,絃歌不輟,比中國大陸更像中國。陳雲雖不肯鬆口「獨立」一詞,但所作所為,跟台灣欲圖獨立者,毫無二致。而重定華夷,更是滿清入關後即有的情形,早在日韓兩地就已經出現。

即使不像陳雲如此高調,有意無意之間,港人也總是把自己視為有別於中共的另一個政治實體。比如練乙錚為文把梁振英政府比為十國後晉的石敬塘,把中共比為契丹,既暗喻中共為蠻夷,又抬高香港的地位,縱是「兒皇帝之國」,也還有一個國的格調。他又以孔子為例,講到殷商遺民,既把自己香港人的身分比作孔子之輩(前朝遺民),又把香港拉拉抬成先秦諸侯國般的地位(無論是孔子本籍的宋國或孔子成長的魯國),鄙斥失德的成周(中共),縱口不言獨立,其欲獨立之心,亦昭然若揭。

但,在香港說獨立,似乎仍是離經叛道之舉,可能香港人還是比較習慣大一統的思維,不敢想像「中國」分崩離析。又或者香港人仍緊抱「中華」的招牌,不敢須臾離去,像陳雲的華夷之論,說來說去,重心仍是中華正朔,仍不脫「大中華」的陰影。所以說到盡頭,也不過是「自治」,而非「獨立」,彷彿一旦「獨立」,就失去「中華」這塊招牌。

我以前也會有類似的想法,但如今我的概念是,中國永遠是中國,哪怕異族統治、薙髮胡服,地理上的優勢是無法改變的。台灣就算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仍是中華文化的邊陲,妄想我華而彼夷,只是精神勝利法。日本原本也輕視清廷,自詡中華,但自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轉以西方列強為師,脫去中華迷思,縱然衣冠禮制,仍多受中國影響,但是唐宋遺風,已然轉換成和式精神,成為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內涵,不用再去糾結孰為中華、孰為夷狄。台獨主義者幾年前「去中國化」亦頗類似,將所謂的「中國」轉化成「台灣」,甚而將閩南歸為百越,從語言、血緣強調台灣迥異華北所謂「漢人」族群,試圖建立獨立的民族論述。雖說是從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但至少脫去台灣心中的中華正統思維。所以民進黨的確承認「一個中國」,只是後面還會再加上「一個台灣」。無論是反國民黨也罷,反共產黨也罷,此種論述,已經不再是小眾了。

所以香港真要自主,也許最關鍵者,就是要脫去想像的中國外衣。不錯,香港用近似中古雅言的粵語,寫繁體字,過傳統節日,有宗教活動,保留許多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國人不再有的古風。但香港深受西方教育及制度的影響,一邊是「三及第」的文筆,一邊是牛津風格的典雅英文。這不是中華正朔,是西潮浸染。而許多「強國人」誣為奴才的行徑,恰恰是他們永遠也學不起來的。梁文道說「解殖」,大概就是龍應台說的:「開始以自己的眼光瞭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而其中,當然不包括既有的古代中國的概念。古代中國,沒有革命者想要振衰起敝的豪情壯志,沒有自由的環境和反抗政府的空間,沒有胼手胝足就能出人頭地的價值。讓香港獨立,或許才是真正可以振聾發聵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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