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界仁於北美館舉行回顧展記者會時出言批評今日美術館的現狀。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他批評北美館「徹底票房化、商業化」,淪為「國際觀光型展覽」、「國際文化加盟店」的場所,而失去「從在地經驗生產出在地的知識與論述」的功能。

就美術館的批評而言,陳界仁的說法應該分作兩個部分:一是借展的氾濫,一是自身美術史建構的缺乏。

借展氾濫的部分,陳韋臻於〈兼任文化殖民局的美術館──2009北美館策展規劃與反彈〉中提到:「起源於1993年《中國時報》開始向國外博物館借展的操作,演變至今成為眼下常見簡單移植的展覽,並逐漸養出了越來越多台灣民眾靠口碑與名氣選展覽的習慣,…但我們卻看不到藝術發展的歷史脈絡與當前學術研究,更不知道當下各國藝術的真實發展狀況。」 很明確地點出今日台灣公立美術館連年舉辦借展的問題,也相當程度說明台灣社會的弔詭情形:即便國外的借展從未間斷,參觀的人數也相當踴躍,但台灣整體的藝術水平──那怕是「媚外」的西洋美術認知,卻似乎沒有什麼進步。莫說無知者比比皆是,就是嗤之以鼻的人,也所在多有。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反應,認為美術館「票房化」或「商業化」並沒有什麼不好。誠然,今日博物館或美術館除了公眾的補助,也要積極尋求財路以維繫營運,這是時代變遷下不得不然的調整。但這些借展的最大問題,我認為不在商業模式的操作,而是台灣完全只能被動的接受對方所提供的展品,並缺乏目的性。以這次在北美館展出的「費城美術館經典展」為例,我看不到這個展覽的目的何在。這個展覽雖不乏大師名作,但似乎無意用美術史的脈絡來串起這些畫作,讓這個展覽更富教育性。而導覽手冊裡的介紹,如印象派、野獸派,或是作者及畫像簡介,仍停留在最入門介紹的程度。彷彿這十幾年來的印象派展覽,都無法提升民眾對印象派的認識,大家無知依舊。到最後,終究船過水無痕,等待下一次的展覽,一切從頭開始。

所以,這種借展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西方霸權」主導的藝術價值,而是即令我們我們甘願作文化的殖民者,也恆常處在近乎無知的程度。既然如此,到最後當然只剩下參觀人數和票房收益,美術館只會繞著商業利益打轉。

這一切的癥結,對我而言,就連結到我所提到的另一個部分:美術史建構的缺乏。比如王俊傑所云:「你今天如果站在專業角度,展出什麼作品或做什麼研究,只要講得清楚,展什麼都可以…如果今天你用專業性、學術性的角度,說出個道理。那就是負責。」 問題是,藝術的「專業」是什麼?展覽要有文化觀,要有視野,要有深度,它的依據是什麼?這些用詞語焉不詳,而且從藝術家的口裡講出,我不禁懷疑種種所謂的「專業」,不過是藝術家個人的品味取捨。他們的「專業」,真得好過北美館的諮詢委員?陳界仁也許饒有信心,但其他的,而且是大部分的藝術家或策展人,其「專業性」,則很令我懷疑。

也許我是因為美術史出身,才說這種要建構美術史的看法。但我很好奇,如果去掉美術史,我們對美術的認識還剩下多少?對我而言,所有我們對藝術的了解與認知,無不由美術史所建立。當然,美學及藝術批評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但最終我們仍需要一個史觀,不僅回顧過往,同時也定為當代。台灣的當代藝術缺乏回顧過去的連結,更奇怪的是,許多藝術家常常選擇和西方的藝術史連結,無論是比較早的達達現成物,還是後來的抽象表現、低限,乃至於現在當紅的觀念藝術,意圖成為西方的複製品,卻很少人常是從自己生長地的藝術傳統出發。因為對於藝術史的建構,我們從不在意。

我們有藝術史,這是民國八十年代初期的一陣熱潮所遺留下來的。但我們的藝術史大都停留在瓦薩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6)時期的藝術家傳記程度。台灣藝術的演變發展,我們多只是把作品串在一起,少有人討論背後的因由。而少數談論得比較多的,比如日據時期的美術史,又充斥著以吹捧殖民者的史觀為中心的詮釋,無疑係以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去理解台灣美術史,像是以藝術史替某種政治傾向背書,成為被利用的工具。

如斯現狀,在加上公立美術館無心在美術史論述上耕耘,是台灣美術史永遠僅止於藝術家介紹,而且跳脫不出某種制式的巢窠,台灣藝術家也對台灣美術史興趣缺缺,大學院校的美術系教授台灣美術的課程少之又少,使台灣年輕一輩的藝術家幾乎和過去沒有任何連結。要言之,整個台灣藝術界都在輕忽自己土地的過去,我們怎麼能夠像陳界仁所說的「真正拒絕西方霸權、國際主流藝術觀念,拿回屬於一在地文化創造的主導權」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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