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台聯請了一位台籍日本老兵在立法院裡說了一句「至理名言」:霧社事件是必要之惡。我沒有看到新聞,不知道是否確實。「靖國神社事件」延燒至今,我彷彿看到蘇進強重重解釋下的真正面目,看到一個作為台灣人的醜陋。

在此我想好好深究作為這些替台聯行徑辯護,應當是台獨支持者的言論,茲以吉國裡面一位人士的回應為例,他在文中所談到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這些譴責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人當中,有多少是接受國民黨的『日寇』教育的」;另一重點是「如要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為何不去譴責戰後國民黨在台的行徑,或者如今中共的行徑」。這樣的問題顯露出來支持聲援的台灣人,並不把「日本人」及「中國人」站在平等的位階上來看待。一如陳文茜在節目上十分露骨地說出「這些人不在乎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二等公民,因為他們自己就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在日本人面前立刻就矮了一截…所以台灣人也跟著日本人一起歧視中國人,認為中國人沒有資格來統治他們…」,這樣的詮釋或許過於武斷,畢竟當年蔣介石錯誤的接收政策,的確讓不少原本心向祖國的台灣民眾幻想破滅,但「台灣人眼中的中國人不如日本人」之解釋的確可以套用在如今這類支持台獨的言論之中的。所以,他們並不會用「如果蔣政權要被批判,那日本軍國主義為什麼可以不用被指責」,或者「無論是受什麼教育,都需要齊聲譴責日本的軍國主義及侵略暴行」的角度來看待參拜靖國神社這件事情,他們一直對日本在政治情感上抱持著一種莫須有的敬意,並且隨著台獨勢力的擴張,從曾經經過日本殖民時期的老人,逐步擴散到沒有經歷日本統治的年輕一輩的身上。

日本右派大概想像不到二次大戰時期在台灣實行的皇民化教育,在五十年之後,仍然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力,的確是不可思議,但這也是台灣人的個性所致。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還不到兩個月的光景就全部「平定」,能逃出去的在他國的政治庇護下大放厥詞,留在島內的,就全部變成了順民。如今在政壇上主張台獨者,逾半數都曾是國民黨的附庸,甚或是堅定的「統派」。我今天(四月七日)才知道蘇進強就是那個小說家「履彊」,那位曾為「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秘書長」的履彊,寫著「唱一支永遠的春天的歌,屬於中國的大地之歌,屬於中國子弟的生命之歌」的履彊,和他今日前去靖國神社參拜的光景,可為極其有趣的對比。所以許文龍的變節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一日中共兵臨城下,第一個「擁抱祖國大陸」的,恐怕不是如今被扣的紅通通的那些大陸台商或國民黨,而是像金美齡、辜寬敏之流。至於國民黨的統治是否向皇民化那樣,養出了一批「綠皮藍骨」的人呢?我相信是有的,我的身邊就充斥著許多支持民進黨的親友,有些在意識形態上還講得頭頭是道,誰知道哪日政治風向球一變,他們就又回到國民黨的懷抱,甚至是共產黨的懷抱呢?看著舊日那些歌誦中國、心繫統一的「有為青年」,成為今日大聲嚷著「台灣獨立」的偏激份子,他們口中所說的話可以有幾分真實,我自己十分地懷疑。

所以,霧社事件若是「必要之惡」,那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也是「必要之惡」呢?獨派份子喜歡要批評他們的人「反求諸己」,看看「國民黨做了什麼」、「蔣老賊做了什麼」。那同樣的標準,能否也用在日本上?我們毋須將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無限制擴及到所有一切和日本有關的事物上,但身為曾經被日本迫害和壓榨的族群,台灣人沒有必要在這種事情上替日本說話,甚至與日本右派同一口徑。這不僅僅是讓個人的操守瀕於崩解,更是台灣主體性的嚴重打擊,是相當不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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