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過三代,才知吃穿」是傳統諺俗對品味的觀點。一戶人家不僅要富,而且要富過三代了,才開始擁有上流社會的風格和品味,拿這個用在社會上,似乎也是如此。台灣承平了五十年,闊綽了二十年,好不容易擺脫掉以前財大氣粗的粗鄙,開始學習附庸風雅,學習如何舉止合宜,學習秩序,學習規範,一步一步,像是站穩了腳跟的家族,在衣食飽暖之後,懂的開始要求、開始享受。

台灣還是粗糙的,不能諱言。比起西歐、日本、甚至是美國,台灣的品味還是差人家一大截。這不是文化優劣論,不過是各地際遇不同。西歐擁有讓人懷念的「美好年代」;日本德川幕府開創兩百年安定富裕的歲月;美國除卻九一一那驚人一幕外,自南北戰爭結束後,本土從來沒有遭遇過戰事。台灣安定的原點應該是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雖然我也知道清領以前、日本殖民中期,台灣都有過一段泰平的日子,但那些歲月畢竟都是斷裂的、沒有連續下去的,一如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和淪陷(或云解放)前中國沿海繁華的都會,是兩種不同的時空及氛圍。總之,台灣富得晚,規矩尚未學透,儀態尚欠優雅。不過我私心以為,比起對岸這幾年來的暴富,台灣總是累積了一點品味的本錢,無論是上流社會的排場也好,尋常百姓的生活也好,至少已經有一點點值得說嘴的地方。

所以有些台灣人見識到上海一日千里的繁華之後,還是覺得台北比較好。台北比不過那些光鮮亮麗的浦東大樓、也比不過海派闊氣的新天地餐廳,但台北自有其纖細的地方,其細緻的脈絡,這是長年承平堆疊起來的底蘊,時光累積所釀製出來的醇厚。上海可以複製一個明星咖啡館,但是她複製不出許多台灣重量級文學家在此地交誼創作的歷史,複製不了咖啡館在台灣文學的重量。上海北京之類的大城不是沒有這種渾厚的過往,只可惜文革把那些事跡掃除的太乾淨,讓現在的大陸人在處理這些過去時,顯得生澀而笨拙。這些經年的沉澱,逐漸在台灣的社會表層浮現,成為台灣社會的醍醐,也許南北殊異、城鄉緩急不同,但總是開始在形成。

除了品味,富足的生活也培養出教養。我曾揶揄台北人愛排隊,到哪裡都排隊,嚴格說來,這是一種教養的表現,而且還是近十年來才有的教養。有時排隊等公車時,會看到一些婆婆媽媽佇在一旁,一等公車靠站,就三步併作兩步地向車門口擠,這時我不禁感佩國民教育教化的力量之大,從小被灌輸的排隊觀念,如今成為分辨世代的一項指標。我們居然也有臉孔去嫌惡大陸民眾的「不守規矩」,對擠成一團上車的情形可以嗤之以鼻。還有車廂內講手機要輕聲細語,還有不能隨地亂丟垃圾,一項一項成為「教養」的一部分,我還可以預見,現在台北捷運和公車的禁止飲食,以後會變成台北人的另一種教養,成為現代都會人的行為準則,評判是否適應社會的標第。就好像上流社會評判對方的標準,不盡然是手中拎著多麼昂貴的包包,其中也包含著談吐、舉手投足。金茂大廈出入的人也許都衣著入時、出手大方,只是去搭地鐵仍得爭先恐後,隨地吐痰還是家常便飯。不是說台灣毫無此種惡習,但是長年以來的教育,或者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使然,台灣人泰半都能掌握一些做為一個城市公民的行為規範,並且慢慢在增加當中。

我也許是酸葡萄,看著對岸的發展,看看自己國家的困境與盲目,總得想些什麼安慰自己。不免感嘆台灣人對財富的虛擲顯得太多,品味的構築過分緩慢,經濟的榮景卻又消失的太快,我們精緻還來不及到達一個高度,對岸的速度似乎能夠輕易的趕上。我悶悶地想著,這也許是最後幾年我能夠拿此來說嘴的。「富過三代,才知吃穿」,我的父親在年輕時碰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快的時期,我這一代則是完全活在富裕的社會當中,還要一代,台灣才有可能真正出現符合已開發國家資格的公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個時刻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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