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起自美國開始的「新清史」研究,大幅改變過去我們對清代的認識與理解,更衝擊了所謂中華民族的想像構建。所謂中華民族,對應的是在綿延更迭的朝代下,接續不斷的漢族文化。但如今學界傾向認為,滿洲人雖然以明代的習慣來統治漢地,也確實接納了漢人的文化,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個純然漢式的政權。

《最後的皇族》作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從滿洲宮廷內的各個面向來解釋,包括地理環境、皇室成員、宮廷政治的結構、祭祀禮儀、宗教信仰等來分析。作者認為,滿洲人在入關後雖然在物質文化上融入漢風,但他們仍然刻意在保留許多滿洲的風俗,而面對蒙古、西藏、維吾爾等地,滿洲宮廷也有因應的對策,並不是僅有單一的面貌。

因而就這樣看來,清代不是一個單純的漢式王朝,而應該更接近宛如英國或鄂圖曼那樣,包含不同異文化的帝國。清帝國並沒有用一個劃一的標準來管理所有的族群,而是按照各族群的文化傳統,提供相應的統治方針。

西方史界的眼光,反映了華人看待歷史的罩門:我們只關注漢文史料中所呈現出來的訊息,而有意的忽略非漢文史料中所提供的內容。「新清史」在史料上,運用了許多滿文資料,這些資料,過往通常沒有詳加審視,或是僅看成是漢文文書的對譯。這其實是非常漢人中心思維的傲慢,畢竟對滿洲宮廷而言,滿文才是他們真正的官方文字,即使經過了一段時間,滿洲宮廷掌握滿文的能力也退化了,但滿漢的分別,仍然是很明確的。滿洲宮廷不僅強調滿人的傳統,在很多細節上,其實劃出「滿」跟「漢」的界線。更進一步論,由於異族入主的關係,滿洲宮廷對「非漢」的文化,明顯有著更高的接受度,作者認為這相當程度保護了帝國統治下非漢民族的文化語言,甚至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水平。

這種「新清史」的詮釋角度,挑戰華人既有的歷史觀,似乎對中國的學界有很大的衝擊。為了「撥亂反正」,他們也生產了大量論述,試圖去平衡、或反駁西方的新清史觀點。但若跳脫漢人中心思維,「新清史」的切入角度,其實無礙王權更迭的漢地成例。畢竟滿清入關之後,他們也是以繼承明室道統的概念去驅逐李自成等割據政權。為了表示他們承繼明室道統,滿洲宮廷不但修繕明代帝王的陵寢,還封了明代皇室的一支為王公,專門負責祭祀明代帝王。如此優容的待遇,大概徹底顛覆了我們從教科書、電視劇等現代對滿清政府的想像。像廣東大戲裡的「帝女花」,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對滿清政權的刻意汙衊,因為真正把崇禎皇帝逼上崖山的,並不是滿洲人,而是李自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明末長年社會不公而導致的民亂。

其實就「新清史」的概念推而廣之,整個中國歷史,都需要重新評價。劉仲敬對中國歷史的詮釋,其實就是這種切入角度的「心要」。若嚴格來論,滿清所繼承的,其實是自契丹以來的政權傳統,他們大量參照女真人與蒙古人的成例,並加以調整成符合自己統治上的需要。由於過去我們有意的忽略清代的異族背景,所以對很多歷史事件的詮釋上,總是以漢人的思維套入。比如孝莊皇后下嫁多爾袞,似乎是八卦蜚語,但這其實反映草原民族兄弟繼承的傳統,可能反映的是實際政治結盟上的需要。又清代宮廷中獨有的「顧命大臣」制度,其實是過去草原民族合盟政治的遺緒,否則從漢人的角度,很難理解何以皇帝要指派宗室與貴族大臣去分薄繼任皇帝的權力。

中國的歷史,除了一般習見的漢人正統觀之外,自永嘉之亂以來的「胡人」脈絡,其實更值得我們去認識。從五胡十六國以降的「胡人」政權,包含其實胡大於漢的隋、唐兩朝,接續到遼、金、元、明、清,這樣的脈絡,那怕如今中國因為考古盛行,史學相當興盛,也少有人用這樣的思維來理解中國歷史。畢竟這種詮釋角度,似乎就不足以稱之為「中國」了,對於中國人而言,有著顛覆自身價值的危險。但西方世界並沒有這樣的限制,因此他們可以某種程度上更全面地去理解中國歷史的面貌。

另一方面,這也顯示出華人世界長期扭曲歷史詮釋的習慣。武昌起義那段期間,其實有過一次屠殺滿人的血腥過程。這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心態,說明不僅是滿人,就是漢人心中,也有明顯的滿漢之別。但是之後為了塑造「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滿漢之分遭到抹煞,滿洲宮廷被塑造成一個漢化的朝廷,逃過死劫的滿人,為了活命,也只好以漢人的模樣包裝,直到完全忘記自己的文化過往。這說起來是一個文化滅絕的過程,但在扭曲的歷史詮釋中,這段過往完全略而不提。西方人的觀點,不啻才比較貼近真實的狀態,他剛好凸顯華人社會對歷史詮釋巨大的虛構與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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