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特曼來台灣所造成的漣漪,其中一個衝擊,就是台灣境內的器官捐贈,突然間紛紛要求取消。雖然我覺得這是毫無必要之舉,但也多少覺得這是共業顯現的必然。

台灣器官捐贈,如果僅依靠國內的來源,當然是杯水車薪,所以才有赴中國接受移植的路線。要說接受者毫不知情,我是不信的。這世上哪有源源不絕的器官可以接受配對跟移植呢?與其說是不知情,不如說是鴕鳥心態,我不去追問來源,就當不知道這件事情。

台灣的醫療主管單位,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情況。三際信息站便有這樣的資訊,自2005年開始,境外器官移植要進行登錄,雖然陽奉陰違的還是有,但顯然已經收斂很多。

文內更有這樣發人深省的內容:國內器官移植境外通報高達94.7%是中國,以腎臟為大宗、其次是肝臟,2004至2006年達高峰,一年有255例至311例,但2005年我國推動登錄制度後往下掉。

這短短一段文字可以看到很多東西。比如,為什麼台灣人以移植腎臟為大宗?因為台灣洗腎的人口是世界之冠,代表台灣糖尿病、高血壓的罹患人口很多。這種富貴病,很多都是時常要應酬的老闆在得,他們食不忌口,也不保養自己,遇到病情嚴重,只想用錢擺平,所以這類人最容易花錢去海外進行器官移植。器官移植不僅僅只是移植手術的當下而已,還包含漫長的觀察期,已及此後一輩子不能中斷的抗排斥藥物,這些都是非常可觀的開銷。而為什麼在推動登錄之前,台灣的境外移植達到高峰,當然是因為許多醫院聽到風聲,趕緊替自己的病患先行安排移植,以規避政府的監管。我其實是不忍苛責醫生,因為醫生一來要承受病患的壓力,還要面對自己所屬醫院的績效要求與政府單位的稽查,縱然他們在醫德有虧,也不盡然只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所以我說這是共業,無法將錯誤,或者是責任歸咎在葛特曼,或是柯文哲身上。造成這樣泯滅人性的現狀,台灣人都幫了一把。

其實台灣人對法輪功學員遭到非人對待,是非常無感的。我早在2002還是2003年就簽過聯署書,要求中共釋放無辜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但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在網路上認識的媒體從業人員,他說他去歐洲自助旅行,同房間的遊客因他是台灣人,搭訕般的問他「你知道法輪功嗎?」換來他滿臉問號。一個自稱記者,在媒體業工作的台灣人,也可以對法輪功一無所知,要這種人對法輪功所面臨的困境有所感,不免太強人所難。

但更糟糕的,是只因為法輪功長期盤據在各著名景點而單純厭惡的台灣人,另一個從事科技業的網友,不只一次咒罵這些在景點的法輪功,說他們這麼惹人厭,被中國打壓是活該。完全漠視法輪功學員是遭到中國迫害,才不得不用這樣原始的手段來做訴求。這種倒因為果的認知,卻被很多人當成理所當然。順帶一提,我講的這兩個例子,他們都是1949年跟著國民黨來台灣那批人的後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單純的巧合。他們都是中高收入、生活體面,平常待人溫文儒雅,有時還喜歡傷春悲秋。我相信他們,某種程度上就是台灣主流社會的價值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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