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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谌旭彬

拯救京都者,并非梁思成

下面,我们来客观梳理一下京都、奈良免遭美军轰炸的真实原因。

(1)美方建议中国编制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

抗战末期,梁思成确曾担任过“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国务院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出照会,建议国民政府成立的。

美方认为,中国方面应该仿照美、英等国的做法,设置“保存战区美术及历史古迹委员会”,以利于盟国之间就战争期间的文物保存事宜开展合作。

外交部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报告后,呈请行政院处理。行政院再将战区文物保护事宜交由教育部主持办理。

1945年3月17日,“中国保存战区美术及古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梁思成被推举为建筑组主任,负责设计绘制文物地图,供盟军反攻时参考,以减少因作战造成的文物损失。

同时,美方来函电称,将派专员来华与中方合作。4月1日,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正式办公。(贺金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169-174。)

所谓效法美、英等国的做法,指的是:经罗斯福总统的批准和支持,美国于1943年成立了“美国保护与拯救战区艺术遗物和历史遗物委员会”(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

这个委员会,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Justice Owen J. Roberts)担任委员会主席,故又被称作“罗伯茨委员会”(The Roberts Commission)。

其首要工作,是将需要保护的文物遗址编列成表,绘制出文物遗址地图,交给军方使用,以便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参考,减少文物损失。

二战期间,该委员会至少向盟军提供了700幅以上的包括欧洲、亚洲在内的文物古迹地图。(資料來源)

梁思成在1945年春,受命参与编制日占区(主要是中国境内的沦陷区)文物古迹目录和地图,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向国民政府建议的结果。没有美方的建议,国民政府(包括梁思成在内),当时并未意识到需要做出细致的文物地图,使沦陷区的文物建筑在盟军反攻时免遭轰炸。

(2)梁思成编制的,是中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地图

据梁思成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他制成日占区文物古迹目录和地图后,即送交美国在华空军:“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官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史克门,即Laurence Sickman(1907-1988)。此人193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艺术专业,师从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

二战期间,史克门服务于第十四航空队,担任文物古迹方面的情报官员。其师华尔纳于1943年初与诸多哈佛校友发起成立“American Defense – Harvard Group”(美国保护-哈佛团体),致力于保护战火中的文物古迹,该组织即“罗伯茨委员会”的前身。华尔纳后来在“罗伯茨委员会”中被任命为负责中国、日本、朝鲜、暹罗地区的特别顾问,史克门是他的重要帮手。(資料來源)

美方建议中国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梁思成与史克门对接,这些事情,实际上是“罗伯茨委员会”的文物古迹保护活动,在中国的延伸。也就是说,早在梁思成开始编制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之前,美国方面已经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非梁思成提醒美方注意保护文物建筑,而是美方将梁思成吸纳到了他们的文物建筑保护活动之中。

此外,据梁思成的“交代材料”:

(1)目录及地图并非由他亲自交至史克门之手,坊间流行的“梁思成跑去重庆美军总部要求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奈良”之类的情节,是后世文人向壁虚构。

(2)梁思成当年制作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目前尚存,目录限于中国境内,并无日本京都、奈良。

(3)日本人感恩华尔纳保全了京都和奈良。

鉴于华尔纳在“罗伯茨委员会”中所担任的职务,战后,矢代幸雄等日本学者将其视为拯救京都、奈良免遭战火摧毁的最大功臣。1945-1946年间,华尔纳作为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高级顾问,曾前往东京工作,负责艺术与文物古迹的保护。每到一处,都受到日本民众的隆重欢迎。

但华尔纳本人始终否认自己有这样的功绩。在1946年给秘书的一封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一批又一批的人闯进办公室来,找乔治·斯托特谈话,或者找我谈话,一般情况下是找我们两个人谈话.每一个人都要谈好长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提起那个老掉牙的‘救星神话’(连我现在都对这个神话坚信不疑了)。那个神话是:我一个人将京都和奈良从轰炸中拯救了出来。我的程式化答复套语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麦克阿瑟将军执行,任何文职人员个人都没有责任。’可是那些人总是要将一切事情都推到某个人的身上。”(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P387。)

尽管华尔纳一再否认是自己拯救了京都和奈良,将之评价为“老掉牙的救星神话”,当他于1955年去世后,日本人仍自发为他在奈良法隆寺建起五轮塔作为纪念。

(4)直接决策、使京都免遭轰炸者,是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

华尔纳的否认,并非谦虚。京都在二战末期是否能够免遭美军轰炸摧毁,确非一、二学者即可以决定(奈良属于小城市,规模与京都相差较大,故未被美军列入轰炸范围)。

1945年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可分为常规轰炸(炸弹和燃烧弹)和原子弹轰炸两种。常规轰炸曾把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大多数街道夷为平地;原子弹轰炸则彻底摧毁了广岛与长崎。

据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京都之所以免遭原子弹轰炸,与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主张有关:

“史汀生的参谋部准备了一个可以被作为轰炸目标的日本城市的名单。虽然阿诺德将军主张投在京都,因为它是军事活动中心,但是史汀生部长指出它是日本文化和宗教圣地,因而我们就把它勾掉了。”(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 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P319。)

另据主管美国核武器研制的格罗夫斯(L.R.Groves)将军在回忆录中披露,1945年春,他们曾就原子弹的轰炸目标的选择,制定了一些标准,并为此特地成立了一个“目标委员会”。 格罗夫斯制定的标准是:

“在那里,轰炸将使日本人民对继续作战产生反感。此外,这些地方应该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包括有重要的指挥部,或一些军队的集中点,以及军事装备的供应和生产中心。同时,为了使我们能够精确地估计原子弹的效力,这些目标应该是以前没有遭受过空袭破坏的。我们也期望第一个目标地区的大小可使原子弹的破坏作用局限于它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能更加确切地断定原子弹的威力。”(格罗夫斯(L.R.Groves)/著、钟毅等/译,《现在可以说了》,原子能出版社,1978,P224。)

经过多次会议,目标委员会最终选定了广岛、小仓、新泻、京都四座城市。

选择京都的特别理由是:“一个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它是日本的故都,当时由于别的城市受到破坏,很多人和工业都往这里迁移。这个城市很大,足以保证原子弹的破坏地区不会超出城市的范围,这就可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原子弹的破坏力。”

据格罗夫斯回忆,陆军部长史汀生获悉该报告的内容后,“他立刻反对把京都列入目标,并说,他绝不会批准它”,“他反对的理由是,京都是日本的故乡,是一个历史名城,而且对日本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在他任菲律宾总督时,曾访问过京都,京都的悠久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基于京都“面积很大,足以使我们得到关于一枚原子弹的威力的全部知识”等深具诱惑力的原因,格罗夫斯一再试图说服史汀生,但未能如愿: 

“史汀生先生坚决不允许。甚至在他到达波茨坦(1945年7月)以后,哈里森曾打电报给他,说我仍然认为京都应作为轰炸目标。他回电说,仍不赞成。而且第二天又来电,说他已经同杜鲁门总统讨论过此事,总统同意了他的意见。”(前引注,P229-231。)

京都在1945年免遭常规轰炸,也与其曾被列入原子弹的轰炸目标有关。

早期,美军集中轰炸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横滨等重工业大城市,京都未被列入重点轰炸对象;1945年6月,美军决定将轰炸目标落达至中小城市,京都则因拟供投掷原子弹之用而被保留。

据格罗夫斯披露:

“当轰炸的目标城市第一次选定的时候,关岛的陆军航空队就得到了一项命令,命令说,没有陆军部特别授权,不准轰炸这些城市。……假使我们没有建议把京都作为原子弹的轰炸目标,这个城市当然不会被保存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即使它没有遭到毁灭,也很可能遭到严重的破坏。”(前引注,P231。)

综上,略言之:

(1)“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之说,缺乏史料支撑。罗哲文、林洙等人的回忆不可轻信。

(2)是否轰炸京都,最后决策权在美国军方高层。即便梁思成有所建议,其建议也难以上达杜鲁门、史汀生,进而对他们产生影响。

(3)当年的真实情况是:并非梁思成提醒美方要注意保护文物建筑,而是美方提醒、建议国民政府编制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以减少战争对中国的文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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