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蔡詩萍在上海逛書店，發表了一點隨想，引來翻譯者的討論。我曾在中國誤入書店業很短的時間，因為工作所需，不得不在北上廣深頻繁的逛書店，了解一下中國出版的情況。經歷過這段學習的過程，加上其他的見聞，我真心不覺得中國有什麼值得我們如此巴著不放。就算是錢好了，我也實在覺得，中國人的錢並沒有比較好賺。

所以當許多「外人」看著中國出版蓬勃、翻譯種類繁多，感覺台灣好像要被趕過去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感覺。中國翻譯書籍的量如此之多，什麼偏門冷僻的著作都有，很大的原因，在於中國出版的要求。中國的出版社都是國營，全國不過六百間上下（這數字是什麼概念呢？台灣有超過三千間出版社，可以比較一下），但僅去年新書就出了快五十萬種，也就是說，每間出版社幾乎每年都要出版近千種新書。但出這些書，並不是因為中國有這麼巨量的需求，只是因為「上面要求」的業績壓力。風傳媒年初才有一則新聞，中國書籍的滯銷比例超過七成，有近半數的書根本賣不到十本。但問題是，國營出版社並不在乎銷量，書賣不出去，他們一樣可以每個月照領薪資，但他們有「出版量」的壓力。所以在中國，學術書籍很容易出版，只要稍微好一點的碩博士論文，幾乎都可以出版，研究生或教授提口考或升等，出一本書的點數跟投一篇學術期刊文章的點數是一樣的，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學術期刊有多嚴謹，而是在中國出書有多容易。

往好處想，中國的學術成果基本上都可以反映在出版上，只要注意有沒有新書，大概就能知道中國學術界的狀態。但缺乏過濾機制的出書文化，很多書其實並沒有真正有出版的價值。相較於台灣學者往往耗費數年，或十數年才有一本著作，很多中國學者縱使著作「等身」，但裡面的含金量多少，就很值得懷疑了。

如果說學者著作還有參差不齊，那翻譯國際重要學者的著作，應該是保險之舉。實則中國也拚了命的翻譯，以美術史為例，幾乎所有歐洲的重要學者都翻譯到了，日本學者的中美史著作也譯得相當勤奮，以翻譯的量而言，台灣永遠不會有。主持這些翻譯工作的，也不乏一流院校的教授，理論上品質也不應該差到哪裡。但，那怕如此，中國的美術史研究，並沒有與之相應的突飛猛進，就算十年前主要的幾間大學都開了美術史研究的相關科系，但截至目前為止，我也沒看到什麼特別出彩的學者。中國人吹捧到無以復加的巫鴻，還是美國教育訓練下的產物。

這還不是中國出版最大的問題。若說中國出版終究不足懼，最核心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惡名昭彰的審查制度，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些書的內容到底刪減了多少、竄改了多少，這究竟是不是作者想要表達的原貌。不要以為只有翻譯才有這樣的問題，之前厭世姬就已經告訴我們，只要中國覺得「不合適」，什麼都可以竄改，甚至只要被安上一個「台獨」的帽子，本來出版的書都可以全數下架，沒有一句解釋。就這樣的出版環境，要能趕上台灣，真的不太容易。

其實跟台灣比起來，中國的書店業並不發達。雖然最近幾年，因為誠品效益，中國一二線城市多了很多所謂的獨立書店，但不要忘了在此之前，中國的實體書店幾乎被線上通路殺到一蹶不振。也就是說，在中國「賣書賺錢」，五六年前已經就不可能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獨立書店，要不就是用其他收入養書店空間（借鑑誠品的經營模式），要不就是根本沒有想要賺錢，只是妝點氣質（這也跟誠品有關）。所以中國的獨立書店，說起來都是千篇一律，他不會像台灣的獨立書店，會有濃厚的選書取向，多半都是小資情懷的中產階級品味。北大旁的萬聖書園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若跟台大周邊比較，台大附近有唐山、校園、南山、若水堂、胡思等取向特色各異的獨立書店，還不要說有誠品跟聯經兩間連鎖書店。要說人文的密度，台灣真的不用妄自菲薄。

中國唯一有一點是台灣人不會想到，就是用書來炫富。中國有一類書籍相當奇特，他們通常裝幀精美，並附上累贅的書盒，開本甚大，而且售價昂貴。買這種書的人大概很少會拿來看，通常是放在書架上當作擺設。這種書台灣很少見，就算是有，也多半是因為紀念性質，比如國家圖書館出的註東坡詩焦尾本。但在中國，幾乎所有出版社都有這種性質的書籍，專事用來炫富。用書炫耀自己富貴，好像是挺風雅的事情，但真正參與其中，才知道這種「附庸風雅」其實是最等而下之，也只有扭曲如中國，才會有這種詭異的出版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