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的這本書曾在中國出版過,但如今似乎已經買不到。八旗出了繁體中文版,多少可以看成某種補償。

中國人素來很愛寫史,台灣書店裡「繁皮簡骨」的歷史雜論不計其數,但絕大多數沒有超脫梁啟超劃定的「中國」邏輯。劉仲敬算是一個很少見的特例,用結構去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提出一個宏觀的史觀。這種史觀既是總結過去,也是預示未來。當然,大歷史並不是劉仲敬的創見,黃仁宇、金觀濤也有類似的概念。金氏的「超穩定結構」可能也是劉仲敬的想法來源。不過,劉仲敬加入了興衰的概念,而這種看法,似乎也有所本,比如一些日本學者的觀點。

劉仲敬的「姨學」如今成為某種裂解中國的理論基礎,這使得諸如《經與史》的論述顯得相當重要。畢竟再怎麼說,大概也就是從這套觀點衍生出來,加上更為露骨的《中國窪地》,幾乎是其論述的全部依據。但除了這點,我覺得劉仲敬之所以寫出這樣的書,多少也跟他所處的環境有關。當代中國的歷史,幾乎完全淪落成鞏固統治正當性的工具,即便不以鞏固統治正當性出發,也無法避免去鞏固虛構的「中華」概念。所以即便是避秦香港的北方學者,雖然不會被迫選邊,但也無法不用歷史論述強化所謂「中國人」的觀念。台灣的歷史研究固然深受其害,但仍有一小部分得到日本的庇蔭,跳出大中華意識,以台灣獨立為目標,另闢蹊徑。中國在共產黨之後,幾乎沒有這樣的可能,而且為了塑造中共的治理正當性,有些部分扭曲的更加嚴重,其結果可以在流竄臉書或推特等社群網站的五毛黨言論中窺見。

劉仲敬不知道是怎麼脫離這樣的進路,得以在鋪天蓋地的包圍下寫出這種歷史觀(在他說法這就是「經」)。而試圖從歷史演變中抽出規律的目的,最終仍是為了應付今日乃至近未來的變化,即「以史為鏡」。雖然世界不停變化,但總有規律可循。如果可以找到,並且試圖趁勢而為,就可以免去無謂的損失與傷害。這毋寧是一種很古典的想法,畢竟現在流行的是「國際局勢」,看的時間點往前不會超過一百年,更短視的甚至不會超過十年。他們鮮能看到什麼規律,頂多只是順著現況隨意的臆測。在台灣,這種人通常被說成「有國際觀」,而對真正研讀歷史的人不屑一顧。

但若根據劉仲敬的看法,這種規律不僅有,而且可以預測。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如此鼓吹「洪水論」,並積極希望有人可以裂解中國的原因。因為在這片長年秩序荒蕪的土地,若要擺脫散沙社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喚起地方的認同,強化成本土的民族意識,藉此重新建立內部的凝聚力,去抵抗外來的野蠻勢力所造成的強烈破壞。這除卻是歷史分析的結果,大概也是他對中國現狀的觀察。中國社會確實一直處在瀕臨崩解的狀態,特別是失去宗法秩序維繫的內部秩序,只要一有什麼明顯的外力介入,中國很快就會猢猻散。之前有海外的中國學者提出「潰而不崩」的看法,這多少是得益於中國接受共產主義外來秩序維持,使散沙社會可以牢牢掌握在政府的直接掌握下。然而共產主義採取的是透支社會資源的治理模式,蘇聯就是因為無以為繼,所以崩解,中國用前面三十年累積的紅利去透支後面三十年的超額發展,但這樣的發展無以為繼。現在中國急於用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去掠奪其他開發中國家的資源,來維繫自己的透支發展。這已經被新羅馬看破手腳,就看新羅馬是直接介入,或是間接的斬斷後路,讓中國走向類似蘇聯的自我崩潰。

另一方面,《經與史》也提供一種思路:當我們習於一種高度發展、精緻而細膩的社會時,是否也同時讓自己一步步走向敗亡?這是姨學另一個核心的觀念。若是用我習慣的語言說,就是一個社會的「傳統」被取代的愈少,在面臨強大衝擊時的損傷也會比較輕微。比如說,今天我們非常習慣用打字的方式記錄自己的內容,但有天打字這個方式驟然消失,還剩下多少人可以重新拾回紙筆,一筆一畫把字寫出來呢?所以重知識而輕技藝的社會是非常危險的,哪怕太平無事,時日一長,原本支持生活所需的技藝也會隨之弱化,甚至消失。這就是台灣的現狀,而這正是繼承自中國吏治政權的邏輯而來。這也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如果知識不是拿來培養博雅君子,那它危害社會的狀態,可能還比蒙昧無文來的嚴重。就像不識字的人,腦袋可能還比念到博士的識字文盲來的通透。就像他最後寫的:

我之所以要分析歷史上的轉捩點,是在為將來的轉捩點做準備,...古老的史學在博雅教育中佔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為紳士和士大夫階級提供這樣的認知訓練。至於平民百姓,他們不需要知道這些。現代史學的無產化就是因為喪失了這種核心訓練,才會淪為堆砌散亂材料的無用之學。沒有經過博雅教育的學術無產階級和國家計委合作產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獨不能增進公眾的理解力。公眾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經驗,反倒是較為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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