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威:你還去單位上班麼?

吳定富:早就請了假。當時,全國統考是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啊,考上就雞犬沾光,落榜就鳳凰掉毛。所以當熬完最後一場,我終於忍不住沖兒子叫:「國鋒!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還是回答:「不理想,有道題沒做完。」
我心剎那涼到底,不禁埋怨:「咋個搞起的?!你不曉得爸爸負擔有多重?」可話音未落,國鋒卻笑瞇瞇的,站在桌邊打包票:「老漢你著啥子急,不是吹牛皮,我考不起,這世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考不起!」
我一楞:「此話當真?」
他斬釘切鐵:「當真!」
我鬆口氣,立即換幅笑臉:「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現在該逍遙了,你想咋個耍,就吱個聲。」
他笑道:「我與同學們約好,輪番在每一家辦招待,自己慰勞自己。」
我也笑道:「好的,輪到我們家,你開個口,爸給錢。」
他說:「我需要幾十塊。」
我說:「給你一百塊。」老實話,這輩子我從來沒這麽大方過,當時的一百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了。
他大喜過望,又得寸進尺:「還有個條件,我辦招待那天,你們統統出門,把家裡騰出來。」
我説好嘛。於是輪到那天,我們帶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崍走親戚,直到夜深才回家。我不曉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歡的,因為屋子已經收拾得乾乾凈凈。他媽說:「國鋒從小能幹,肯定親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見旮旯裏有一大堆啤酒瓶,曉得他們還「違禁」了——因為在平時,我們的要求極其嚴格,除了看書學習,一律不準看電視,不準東遊西逛,喝啤酒更是妄想。
又隔個把星期,國鋒的分數查到了,平均總分91.5,為新津縣本年度高考狀元!全家欣喜若狂,遠舍近鄰也上門祝賀;又過十來天,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
我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吳氏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首位狀元啊!我當時認為,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徹底改變。
國鋒自己動手托運行李,我借了單位的車,親自送他去成都火車北站。人山人海,我們排了幾個小時的長隊,可興奮啊。

老威:那是1986年秋天吧?

吳定富:對,他十八歲,考取了人大的經濟管理系。國鋒生活能力強,人緣好,很快就適應了北京的生活,還當選為副班長。我們每月給他寄一百元生活費。他媽媽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會也越來越開放,有盼頭了。入學第二年,他交了個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東北長春人,父母都是醫學教授。開頭我們回信表示反對,怕影響學習;但吳國鋒性子犟,我們拗不過,當他又來信,説要陪女朋友回東北,見未來的岳父母時,我們只好又匯去充足路費。

老威:這照片上的姑娘蠻秀氣,看樣子,他們正在熱戀。

吳定富:這姑娘要求進步,還入了黨。吳國鋒暑假曾把她帶回新津,我們見他們如膠似膝,也放心了。當然,吳國鋒後來不在了,人家年紀輕輕,不得不重新選擇。她留校了,迫於壓力,面對血腥真相,也只得閉嘴。
總之,那時的國鋒朝氣蓬勃,他的一舉一動也牽動著我們。可1986年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應該是1989年。

吳定富:對,1989年!他4月寫的家信,這是自去北京以來最長的信,用詩人的語言,描述了天安門悼念胡耀邦的情況,集會、口號、標語、悼文等等。他周圍的同學、老師幾乎都介入了。我當即回信,表達了父母的擔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要沾政治的邊。憑直覺,我們曉得與專制政府對著幹,沒好果子吃。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反右、饑荒、文革,膽子被整小了。吳國鋒身處北京,熱血沸騰,當然不同意我們的世故。父子倆通了四、五封信,達不成一致,可我還是滿足他的懇求,兩個月中給他匯了一千元錢,當時這是一筆巨款。

老威:你兒子正處於「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年齡和關口,手中錢多是很危險的。

吳定富:我在信中一再規勸:「共產黨殘暴!整死人從來沒償過命啊!」可吳國鋒畢竟是個涉世不深的娃娃,他聽不進去,也不願跟我們爭辯,後來就乾脆不回信了。出事後我才曉得,他要一千元錢,是為了買一臺好相機去記錄歷史,留下些珍貴的鏡頭給後代。

老威:你兒子算得上「天之驕子」,在那種時代風氣下,他非常有遠見。

吳定富:我們像熱鍋螞蟻,在家裏熬著,天天瞪著電視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裏,李鵬狗雜種把學潮定性為動亂;接著又是遊行、絕食、下跪、請願、對話、戒嚴,部隊也開始調動了。我沈不住氣,幾乎要往北京跑了——卻終於在5月31日,接到了國鋒電報,內容是:「我準備回家,沒有路費。」當時我還不曉得他買了相機,有些疑惑。可仍然電匯去兩百元錢,比較放心地坐在家裏等候。吳國鋒一直沒回來。那幾天,事態翻天覆地變化,我們卻盡量朝好的方向猜測:比如戒嚴了,坦克都朝天安門開了,我們還以為,只是嚇唬一下,把他們趕回校園。
我的體質差,那些天焦慮過度,就患了面神經癱瘓,天天去醫院針灸。6月8日上午,我感覺病情減輕,就坐在門坎上曬太陽,這時新津縣五津鎮政府來人通知我去談話。我穿過一條街,剛跨進政府大門,當官就劈頭蓋臉:「吳定富,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你曉得麽?」
我一下子懵了:「你說啥子?」
當官的又重復:「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
我回答:「不清楚。」
當官的咳嗽幾聲,就一字一頓地宣布:「我代表政府,正式通知,你兒子吳國鋒已經死亡!」
我腦殼一片空白,只覺得另一個聲音用我的嘴巴在問:「真的?假的?」
對方板著面孔回答:「我們接到北京專電,你兒子真的死了。」
我的身體軟得像麵條,要癱下去,但還是強撐著:「還有啥子要通知?」
對方又補充道:「詳情尚不清楚。政府決定,明天我們替你們買票,並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北京料理後事,並領回你兒子的骨灰。」
我隨口應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來,虛汗直淌。掙扎一會兒,才從椅子上起身。當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門裡,急忙來扶,我推開他說:「我不要你們送!又不是上刑場,我走得動。」
我搖搖晃晃,過街回家,汽車喇叭響得特別遙遠。一進門,我就靠住牆喘氣,淚水和汗水嘩嘩下來,把襯衣都濕透了。老伴見狀,過來牽住問:「你咋個了?」我不禁哭出聲;她又連問幾聲:「死老漢,你咋個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氣吼叫:「國鋒死了!」
只聽得撲通一響,老伴已倒地,怎麽搶救也醒不了。她就這麽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轉來,滿眼垂淚,不吃不喝,只一聲聲喊:「國鋒,你咋舍得丟下我們哦!」
6月9號一早,政府就把兩張火車票送上門,原說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此時也不見他的影子……

老威:變卦了吧?

吳定富:小地方當官的膽小,怕犯錯誤,就乾脆溜了。

老威:我打斷一下。你們接到國鋒最後的信是5月31號嗎?

吳定富:是的。

老威:沒有一點不祥預感?

吳定富: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李鵬狗雜種發布了戒嚴令,部隊分幾路進城,我們也沒想到要屠殺。假的!全是鬼話!啥子「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秩序」,我還認為大不了就抓幾個人,如果吳國鋒運氣不好,撞上了,學生的身份也會從輕發落;更嚴重一點就是判刑,勞改回來還是我們的兒子嘛——我經歷過政治運動,這也不丟臉。所以,六四鎮壓我們還蒙在鼓裏……

老威: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吳定富: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產黨封鎖消息,我們就兩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們從別的渠道得到過兒子下落麼?

吳定富:6月8號下午,我們接到吳國鋒乾姐姐吳國房發來的電報,稱「國鋒遇難」。吳國房是江蘇人,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讀書,比吳國鋒大一歲。她6月4號就得到乾弟弟的噩耗,可那幾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嚴部隊卡斷了所有的通訊。她報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約了一位新津籍同學,冒險坐火車溜到徐州,才發出電報。
長話短說,6月9號下午,我們乘火車趕往北京,因為悲傷,兩天一夜沒吃飯,只靠一點水維持著。北京接站的是人大經濟管理系的張副書記,這位女同志簡單地問了我們路上的情況,就沈默了。接著把我們安頓到人大招待所,叮囑好好休息,第二天談正事。
次日上午,系裡書記和副書記都出面,向我們解釋六四淩晨情況。書記說,他們曾挨個學生寢室打招呼,千叮萬囑,外頭開槍了,大家別出門;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許在宿舍打牌、搓麻將。書記還說,吳國鋒是個老實娃娃,那幾天腳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滿口答應不外出,可我們一轉背,他就擰起照相機,發瘋一般衝出樓,騎上自行車跑了。
此時我們才明白,寄出的一千多元巨款,都被吳國鋒用來「記錄歷史」了。從胡耀邦逝世開始,他用嶄新的海鷗相機拍了幾百幅學潮圖片,其中有一沓就壓在枕頭下。我們整理他的床鋪和遺物,除了工具書、換洗衣褲和照片,只發現一枚五分硬幣和十斤全國糧票。

老威:你兒子當時沒在天安門?

吳定富:五月下旬,北京本地大學生幾乎回校,但從全國各地依舊源源不斷湧入聲援學潮大軍,每天聚集天安門。據國鋒同行者李XX說,他們一起逃出校園不久,兩人就跑散了。李XX遇見黑壓壓的軍隊,追著他開槍,喪魂落魄之際,他拐進一條巷子,東竄西竄才回校。而國鋒卻下落不明。

老威:你兒子出事在什麽地方?

吳定富:西單附近(宋秀玲插話——坦克和步兵已沿著長安街開過來,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號的,扔石塊的,擋路的,不管什麽人,一律格殺勿論。國鋒剛好挎著相機,當場就被殺害了,連自行車都壓扁了。屠夫們過去後,他才被老百姓抬起來,送到郵電部醫院)。老威你來看這些照片,我們再三要求把國鋒遺體運回四川老家,系上答覆不行,稱是中央命令,遇難者一律就地火化。於是我們說,吳國鋒還有爺爺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運回遺體作最後告別,也得讓我們拍幾張照片帶回去,有個交待。系上經過商量,答覆可以,但是必須嚴守秘密,不能借此損害國家形象(宋秀玲插話——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老威:一項醫學研究成果證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機的作用,能在駭然遭遇不幸時,攝下劊子手的映像。如果雙手握住刺刀的國鋒當時圓瞪雙眼的話……

吳定富:這娃娃死不瞑目啊。

老威:原諒我的饒舌,請繼續講吧。

吳定富:在北京期間,校方派了四個同學陪伴我們,輪番勸慰。12號去醫院整理遺體,先是由專人清洗血汙,然後換衣服。我們按老家傳統習俗,替國鋒裹了一身從家裏帶來的素白。

老威:這有什麽講究?

吳定富:因為國鋒沒結婚,沒後代,還是孝子孝孫,所以著一身素白,表示純潔無暇。13號上午,我們就在醫院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吳國鋒在京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運來,爐子紅通通的,24小時不間斷。這兒早已接到上峰緊急通知,身份為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永動機。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擡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麽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成為緊銷貨,我們剛攏時,還有好幾十,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像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要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老威:這火葬場成鬧市了。

吳定富:我們耗幾個鐘頭,領到骨灰,就趕快離開了。16號乘火車,18號回到新津,在家裏搭起靈堂,親戚朋友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祭奠。不料剛滿三天,鎮政府就來人,規勸拆靈堂;我拒絕,他就說:「這兩天,鄉下的泥腿子幹部要進城,聽上面傳達鄧小平對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鄉巴佬就一根筋,懂個雞巴,他們一見你的靈堂與中央精神起衝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會退,咋辦呢?」於是我遲疑了一下,答應拆除街面的延伸部分,但屋內主祭靈堂不拆,因為國鋒的許多同學正在趕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靈堂沒了,但國鋒骨灰一直保存在家裏。原來我們想,六四不平反,亡靈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國鋒弟弟也死了,我們在萬念俱灰之中,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合葬在對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這麽年輕就死?

吳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兒子,非常懂事。見有遠大抱負的哥哥沒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重擔,每天起早貪黑。原打算掙點錢,讓全家人過得寬裕點,精神的創傷也癒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積勞成疾,患上尿毒症。這一下,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積蓄都是杯水車薪;連丁老師和海外募捐的幾千塊都搭進去,毫無起色。
國鋒是幾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吳的這一脈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壓的奶奶,得知孫兒噩耗就中風了,老年癡呆症接著來,吃喝拉撒全沒感覺。他的爺爺奶奶均於2002年去世。他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九個月九十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最鍾愛的孫兒遇難,想不通——終於在老伴撒手塵寰後,兩次自殺。先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被發現;後又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折騰半個多月,臨死還連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2002年,吳家連辦三起喪事。目前,我的大女兒下崗,拖了兩個女娃,日子相當艱辛;么兒夭折,他的農村媳婦跑了,丟一個幾歲孫女給我們養;而國鋒媽媽自十幾年前聞噩耗跌倒後,腦袋受創,留下頭疼的後遺症,引起視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家務活了。

老威:那家裏只剩你一個健康人?

吳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嚴重吧?

吳定富:腎臟癌。

老威:什麽?!

吳定富:我幺兒患上尿毒症不久,我就發現腰部凸一個包,經常痛;可當時為了籌款救娃娃,顧不了許多。拖一年餘,么兒死了,心空了,才發覺這個包已經長大,足有兩公分。前年不得不動手術,把右邊的腎臟割了。

老威:腎臟癌有啥癥狀?

吳定富:經常尿血,甚至尿不動,堵塞了,身體整個垮掉。那次動手術,一打麻藥,我就不曉得了(宋秀玲插話——我一直守在旁邊,開完刀,醫生把切下來的腎遞給我看,形狀像豬腰子。不過豬腰子一劃開是光滑的,紋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爛了,裏頭亂七八糟)。刀一開,馬上感覺輕鬆。現在我不能幹重活,只能慢慢養。貴重的藥吃不起,就一服服撿中藥;買些便宜的乾靈芝,拌碎了泡茶喝——這一次,把家裏最後一筆積蓄,四千元錢花光了。老威你看——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長。
我們眼下太窮了,每月不過一兩百元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供她讀書——因為她是吳家最後一點希望,算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儘管如此,老威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子霖老師。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十六年了,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後記

從吳家出來,已近傍晚,殘陽如血,染紅了半邊天際,猶如正在臨盆中的母親。我匆匆趕往車站,購票上車,天上的血色變紫了,接著,變暗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層薄灰的桌子上回放錄音,手邊有一份舊報紙,我下意識地邊聽邊拿過來看,卻見報上正在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作家。

凱爾泰茲十四歲就被納粹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奇跡般生還,當過記者,當過兵。退伍後失業,就和妻子蝸居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僅二十五平方米的單間公寓內,堅持寫作達三十五年;可時運不濟,他在美國等地出版的書銷量很少。小說《沒有命運》出版十年只銷售了三千五百本,而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更慘,在得諾獎前只售出一千六百本——以下是這部不朽之作的隻鱗片爪——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
「不!」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不!」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麽艱難,盡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麽,可是那個
「不!」是那樣一個
「不!」不是那種猶太人似的「不!」,那個「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對這個字的確像我對這個字本性的不確定一樣,這個
「不!」只是一個
「不!」我說。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頂的談話是什麽後果。讓我們想象一下,這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這個孩子聽說了什麽而尖叫:「我不想當猶太人!」……猶太人意味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也意味著猶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個人的父親,註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從這段文字推斷,凱爾泰茲沒有孩子;在這次墮胎之後,他再也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茲永遠記得,一個十四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裏,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註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錄音機裏,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顫動著情不自禁的笑。後來,這個叫吳國鋒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他被殺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絕望無盡頭,如果把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茲,孩子就不會生下來,免得在二十一年後夭亡。

再如果,把凱爾泰茲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免得一思想就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擡不起頭。

「不!不!」

可在「不」過之後,我又陽奉陰違地說「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獄大半年後,我的孩子出生了——這是不情願的,本來我不想要這個孩子——眼下她已十五歲,可我與她在一起的總時間不超過一個月。

「不!」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的命運是什麽,天啊,我不願再聽到茍延殘喘的父母追憶遇難孩子的幸福童年,笑聲和淚水我都不願再聽到。天啊,不!

我關掉了錄音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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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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