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下流老人》作者藤田孝典的新書,光從名字就覺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題材,所以中譯本幾乎是毫無時差在同一年出版。書中所講的狀態雖然針對日本,但顯然出版社編輯認為台灣也碰到幾乎一模一樣的問題,所以很快的翻譯出來。

何謂「貧困世代」?簡單來說,就是從小就經濟窘迫,而且終其一生都無法擺脫貧困的世代。作者認為這個世代包含15歲到39歲的年齡層,其中也包含作者自己。他們活在日本的後泡沫經濟時期,過去運作的經濟網絡快速崩壞,但社會、政府仍用過去的思維在理解,使年輕一輩人在崩壞的社會當中尋求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中產生活而不能,快速惡劣的職場環境更使生活變得更為辛苦,形成惡性循環。台灣社會雖然並沒有與日本完全相同,但許多面向都似曾相識,經過十幾年停滯乃至退步的所得,台灣其實也已經步入「貧困世代」的重大困境當中。

書中提到日本年輕一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首先是求學時即遭逢經濟困境,過去相對低廉的大學學費與充裕的家庭後援,求學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然而,如今日本的大學學費大幅提升,但家庭的奧援卻逐年下降,為了有更好的求職條件咬牙念書的日本學生,不得不申請「獎學金」(即台灣的助學貸款)補貼學費,再在課餘時間打工轉取生活費用。由於打工常常是生活費用的唯一來源,因此打工的時數常常會壓縮到上課時間,甚至跟考試衝突。然而因為雇主算準學生打工賺取生活費的迫切性,強迫他們無故加班、連續輪班、兼做正職才需要做的工作等,書中稱為「黑心打工」,使學生疲於打工,不得不荒廢學業,變成本末倒置的困境。

即使順利取得學位,但由於日本派遣制度盛行,正職非常難找,往往只能先做派遣工作(約聘)。然而約聘工作沒有完整的員工福利,薪水較低,卻又被要求要有跟正職員工一樣的工作強度,使約聘員工收入與付出不對等,公司等於變相剝削。而剛入社會,往往起薪較低,但此時他們已經背負一筆龐大的助學貸款債務,在都會區工作又往往有著巨大的租屋壓力,扣掉租金與貸款後,幾乎所剩無幾,除了基本的水電飲食開銷後,不僅沒有餘力從事其他休閒活動,甚而連存點錢都不太有可能。如果遭遇變故,比如突然的重傷或房東加租,極有可能就流落街頭。這種「窮忙」的狀態,正是「貧困世代」的常態。

但作者提到,日本政府幾乎沒有對此有任何對策,所有的社會福利或救助,也都排除這些貧困的年輕族群。無論是政府官員或是承辦人員,似乎都很自以為的覺得這並不是什麼很值得關心的問題,他們總把年輕人貧困歸咎為年輕人不肯努力、不肯吃苦,夸夸言及過去的日子有多苦,他們也是苦過來的云云;又或者覺得年輕人若無法自立,至少還有家庭可以依靠,可以住在家裡或是接受家庭的經援等等,對「貧困世代」視而不見。當日本終於將選舉年齡降低到十八歲,作者相當期盼這可以促使日本的政治人物開始正視年輕貧困化的問題。

諸此種種,其實跟台灣的現狀幾乎如出一轍。從我在學校念書時,申請助學貸款的人數,就從個位數躍升到上百人之譜,迫使負責相關業務的行政單位需要多找兩位全職工讀生來處理大幅膨脹的業務(但沒有增加正職職員)。而原本的無息貸款,也因為人數暴增,變成有利息的。台灣的學生,一樣面臨畢業即失業,而且畢業即負債的處境。但台灣除了企業黑心之外,更有扯後腿的政府,當年的22K政策一出籠,立刻讓台灣的薪資倒退十幾年,迄今台灣大學生初入社會的起薪,仍然搆不到90年代初的水準,可是台灣如今的物價早就不是當年的模樣。這一來一往所造就的「貧窮世代」,又豈是「草莓族」等莫名的標籤或偏見所可以輕輕帶過?

而且這樣的危機,不僅僅是一般的年輕人。作者提到,即使是受高等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樣是「貧困世代」的一員。作者提到日本的年輕大學教師,收入只有約十八萬日圓,扣掉每月近四萬的貸款還款,剩下來的錢就是要跟朋友出去聚餐都顯拮据,更不要說結婚生子。其實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早就是「貧困世代」,絕大多數沒有覓得正職的博士,多半都要有許多兼職,不停在各學校之間奔波。而且因為不是正式編制,沒有辦法辦理勞保、健保,基本的社會保障即付之闕如。就算得到正職,還必須兼任行政職、導師職、爭取中央部會的學術計畫,甚且有限年提升等的壓力,而這樣的工作,每個月的薪資也不過五六萬台幣之譜,當然也不太可能結婚生子。但我很詫異,日本的學術待遇比起台灣似乎沒有好到哪裡。

整體而言,「貧困世代」不斷在蔓延,而且已經危及日本的存續。作者在末後提了五個意見,首先是強化工會,使工會可以抑制日本的黑心企業;其次是讓日本有真正的獎學金制度,並且增加富裕階層的稅金;第三是讓兒童就學的機會均等,不因貧困而剝奪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第四是導入房租補助和重整住宅政策,不讓沉重的住宅負擔壓垮年輕族群;第五是讓年輕世代學會「激進民主政治」,也就是要用積極的作為去影響政治決策,促使改變。我覺得,相較於前面幾個宛如畫大餅的空想,最後一個反而是最為具體的。因為在台灣,確實發生了,即是反服貿運動。為了避免國內的就業環境進一步惡化,反服貿經年的經營後,確實激起年輕族群的注意,在國民黨「催化」下成為社會矚目的事件,並進一步佔領立法院,甚而影響隨後的直轄市長、立法委員與總統選舉。這變化說明由下而上才能夠真正促使政府對民生問題有比較快的反應,也才真正能夠發揮所謂民主的價值與內涵。但前提是,民眾要對問題有迫切的危機感,才有辦法促使政府有所反應。年金改革可能是要試圖解決「貧窮世代」一個微小的起步,但面對結構性的沉痾,這樣的起步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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