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James Palmer (作家，住在中國，最近的著作為《毛之死》 The Death of Mao)，2015年5月29日，原文連結

每當我要在我寄居的國家鼓舞他們的未來，我就會變成美國名嘴。這裡的空氣也許會致命，水也不能喝，網路屏蔽，文化停滯，但我總能一再向他們保證中國已經在某些地方打敗美國，無論是乾淨能源、高速鐵路、教育，甚至是軍隊。

過去十年來，美國人已經習於在講座或課程裡提到中國，就像有個小學生的媽媽將他跟一個表現極佳的同學比較。「我們過去就像這樣」，湯瑪斯費德曼（Thomas Friedman）寫道，他以「印象深刻的」天津梅江會展中心（在數個月內建成）為例，來比較中國的盛況與美國陷入冰河期的建設計畫，說明美國的衰退。中國正在「電爆我們」，因為美國是個「充滿魯蛇的國度」，這是2010年賓州州長Ed Rendell因自家無力處理州內大雪而生的感慨。

Rendell忽略了2008年華南因為大雪癱瘓了上百萬民眾，主要城市的供水中斷，還造成多人死亡。費德曼也忽略了那年四川地震，建築物像豆腐渣一樣垮掉，因為黑心建商草草趕建。我不是在討論中國內部的爭議，諸如崛起論或崩潰論的論戰在詹姆斯曼的（James Mann）的《中國夢》一書中精闢的分析，或像Michael Pillsbury那樣的分析家對中國陰謀論的恐懼妄想。在中國，一般人在講這些流言時並不愛複雜化，或者據實。他們製造內部的爭論，並在地方上傳播恐懼。他們的中國不是真正的地點，只是形容比喻，既非真正的對手，也不是童話裡的壞蛋。

對中國的居民來說，日常生活不斷提醒他們這個國家歷史有多長，前方的路又有多漫長。前陣子有天早上，我在北京城內一個胡同盡頭的咖啡館買了一杯極好的拿鐵，老闆一如往常的挖苦我，說我像個農夫一樣用現金買單，而不是用我手機的電子錢包服務。當天晚上，我回家碰到我們小區例行性的停電，我用我筆電的電池在一片漆黑中寫這篇文章，還要多謝鄰居沒有把他的WIFI鎖起來。在大雨滂沱下，我住的胡同成了游泳池，就連新建的北京街道也被足踝深的水所淹沒，因為排水系統極糟。2012年一場暴雨，有人因車子卡在橋下而淹死。

中國的大型建設通常相當出色，但他們所費不貲，而且有貪汙。近年所建的高速鐵路超過一萬英哩，費用遠遠超過遠始預算30億美元，而且只有少數線路有虧損。由於欺騙的過程實在太嚴重，鐵道部最終被拆成三塊，高層鋃鐺下獄。可以理解何以遊客，特別是那些沒有離開大都會的人，會深所震懾。而不可原諒的，是那些名嘴鮮少試著將眼光放遠，只滿足於最初所見到的玻璃帷幕大廈和時髦的機場，使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便於套入。

而且中國是這麼巨大，他的成功可以歸到任何你喜歡的理由。你反對自由市場和私有制，就像前倫敦市經濟政策顧問John Ross嗎？那中國的成功就是因為國營體制。你喜歡自由市場，像自由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嗎？那中國的成功就是肇因於其開放政策。你是環保人士嗎？中國正在進行一項巨大的綠能計畫。你是能源說客？中國正在興建龐大的油管建設。你是新教徒工作倫理的擁護者，就像寫過文明「殺手級APPS」的歷史學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那就要將中國製造業的高速成長歸功於四千萬新教徒─即使他們在全中國十三億人中占不到5%。

國家發生重大變遷時，相互關係和因果關係常常容易混淆。比如，中國在2000年代開始快速成長，剛好符合寵物狗爆量出現的時間；也許有些愛狗人士迄今仍會以此為證據，解釋應該要由小布（Bo，歐巴馬的狗）制定政策，而非歐巴馬。

有些領域，如教育，中國所認為的成就幾乎是完全的假象。根據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PISA）數據，中國在閱讀、數學與科學的排行拔冠，這時常被美國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的擁護者所引用，也被英國擁護傳統教學的人所援引，像是前教育部長Michael Gove。然而PISA的數據僅涵蓋上海學校那些精英團體，只能靠行賄或裙帶關係進入。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每班平均有五十位學生，在農村僅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可以上中學，而且我發現他們的算術能力低落，跟美國一樣普遍。

這需要花半小時的研究去發掘，或是花五分鐘跟任何一個普通中國學校的學生聊天得知。但西方的教育家和政治人物就算一味吹捧中國的學校，也不得不困惑於實際上搖搖欲墜的農村教室，學生被迫賄賂老師才能坐到座位前排，或是小孩大人同感昏昏欲睡、麻痺心智的政治課。中國會在爭議中帶入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而非他們真正在意的事情。

在你自己的觀點裡放入大量中國想像並非始於今日。伏爾泰早在兩個半世紀以前就已經成為這類先驅，他描繪一個以儒雅孔教制度的政府，映照出歐洲的粗野與盲從。他所描繪出來的樣貌最大的對手是來自耶穌會教士的信件，他們為了在神學爭論上求得勝利，將中國描寫成一個有德、有序，且期待福音到來的社會。但對在北京事工的神父而言，他們對清代中國緊繃複雜的政治上及仕紳階級的對抗的興趣，還比哲學家的對抗要來得高。對伏爾泰而言，現實只是非常次要的問題。

在伏爾泰那時候，也許只有區區數百位歐洲人能花時間到中國，得花上極為艱鉅、耗費數月的旅程到達該國。1960與1970年代，只有少數西方人允許進入這個國家，而且毛澤東思想幾乎如影隨形，導遊得覆誦著社會主義的勝利，樂於將共產主義哺育給外國遊客，外國遊客也不得不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如今中國有數萬名美國人，更有數百萬中國人在美國，但流言蜚語的狀態似乎只有微微減少。

尋找真實的中國很難，因為謊言在這裡太普遍，無論是官方的虛假數據、冒牌救護車或是受到汙染的嬰兒奶粉。數十年的毛澤東思想摧殘下，社會互信全然崩潰，隨之而來的是發財至上的思維，使誠信變得罕見的價值。在沒有自由媒體或公民社會的外部制衡下，面子主義（Potemkinism）成為這個國家的基礎技能，不管是對外資或官方監督。

有些人的意見則從誇張進入到全然的險惡。就拿新墨西哥州大學教授傑佛瑞‧米勒（Geoffrey Miller）為例，他曾寫過該國一胎化政策的例外，主要是缺乏發展的農村地區與少數民族得益，而非精英。米勒稱中國在進行一項長時間的優生學既化來增加全國的智力，美國必須要加以複製否則將會落後中國。這類的計畫從不存在，雖然確實中國的殘障法律借用了二十世紀早期的優生學用語直到1990年代相關人士倡議改變為止。米勒極為惡劣的論點混合了想像中國計畫有超級嬰兒以及曖昧的前優生學議題，用這種方式，他們也沒有跟他們所極力避免的差異太大：「中國正在打敗我們，為了贏他們，我們得跟他們一樣。」

他們引起的爭論所帶來的傷害遠高於單一個案。他們強化了一個誘人而虛假的高效威權主義。根據這個幻覺，華盛頓因為特殊利益或民主爭論而顢頇偷懶，然而北京由上而下一把抓，一路向未來奔馳。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在暗地扮演主要的角色，他們盡可能阻斷或扭轉革新的成果。地方政府與中央的鬥爭，當局對公眾意見一直在打壓與迎合之間搖擺不定，暗地裡會採取激烈或甚至於殘忍的政治手段。當土耳其或匈牙利等民主政權逐漸轉往中國或俄羅斯形態的中央集權及打壓模式，迎合當權意外變得相當危險。

實際上，中國最大的權力系統在過去三十五年間不斷謹慎實驗，從健保改革到市場開放，只侷限在少數村落。如果成功，就會將計畫躍升為省級程度，然後全國實行。如私人農業始於1979年。中國一些富有野心的計畫得到真正的成功，有些則是徹底失敗，但多數政治方案遺留下來複雜的狀況。如果我們基於錯誤的理由讚美北京當局，我們會錯過真正需要記取的教訓。

而當我們將中國視作奇幻寶地，作為我們的依據，我們最終會忽略中國人。就像伏爾泰的中國官僚或是毛式宣傳下愉快的農民，他們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滿足想像而擺布的完美人偶。中國人可以是又笨又懶的豬頭，也可以是聰明、堅忍、有同情心。他們不應該只是簡化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