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馬來西亞作家歐大旭在紐約時報撰稿，提到新加坡華人在身分認同上的尷尬。會有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新加坡政府的開放移民政策，吸引許多中國人前往投資定居。而這批近年才離開中國到新加坡的中國人，與本來就居住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產生嚴重的摩擦。

然而在中國人大批移居新加坡之前，台灣、香港也不乏有人移居加坡，成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但這群人似乎沒有引起新加坡華人的不滿，也沒有激出新加坡華人的身分認同。很顯然，真正的不滿，在於文化與價值觀的落差，為了要與中國人移民畫清界線，新加坡華人開始更為強調自己是「新加坡」的背景，而非中國的源頭。

說來這正是台灣社會一直要嘗試去解決的事情。新加坡或今日香港所面臨的問題，台灣在解嚴之後，就已經開始要試圖處理，也就是省籍情結。而如今，面對中國的脅迫，年輕一輩的台灣人更寧願自己只有「台灣人」的身分，與「中國」劃清界線。也就是說，新加坡華人如今面臨的問題，正是台灣社會要企圖去釐清的。如果台灣能夠，我想新加坡華人也能夠。

「中國」魔咒之所以如此難以擺脫，主要在於漢人傳統對於「家鄉」的歸屬感。民國建立以前，中國的社會是以姓氏為核心，並以地望連結人際關係。所以一直以來，漢人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生活，往往藉由「同鄉會」的名義來聯繫族人故里。莫說今日中國視為外國的東南亞地區如此，就是中國主要城市，也可以見到各地的同鄉會，說明過去的人際網路情況。

過去的漢人認同，僅止於對故鄉的認同。不同「故鄉」，往往不相為謀。所以台灣過去械鬥嚴重，往往是福建漳州和福建泉州的移民，或是福建的閩南人和廣東的客家人，他們從不會因為同是「大清子民」而相安無事。「國家」認同，還是從中華民國建立以後才逐漸普及到一般人當中。但這種認同的發展也不完全，嚴格而論，是要到中共建國以後，「中國人」這種概念，才成為一般的共識。

在建立「國家」的認同中，「華僑」是比較特殊的一群。因為海外華人移居時久，他們比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人更早接觸到西方的民族思想，對一個共同國家的認同較早有意識，因此在反清革命時，華僑成為很重要的經濟來源。也因此，縱然很多海外華人早已移居數代，在心態上仍以中國人自居。特別是東南亞一帶多半是西方殖民地，在他們心中，建立一個強盛的「祖國」與西方勢力抗衡，也有助於他們發展。

這使得今日中國人有一種錯誤的認知，以為你的家族只要曾經是中國人，你就永遠要當中國人。過去共產中國封閉，尚沒有什麼問題，但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國人到處橫行，他們以中共灌輸的洗腦思想，隨意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族群當成政治定義上的「中國人」，動輒批評。比如之前梁靜茹在網路上替馬來西亞隊伍加油，竟引起中國網民抨擊，顯然這些中國人被洗腦的很嚴重。

台灣也有類似的問題，但一開始非始於中共，而是國民黨政府。有台灣人認為台灣不可以屈從在中華民國代表的正統底下，必須從中獨立出來，台灣才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地位。這樣的運動，到了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去中國化」可謂高峰，但當時的民進黨政府不敢拋棄「中華民國」的頭銜，只試圖將台灣一些公營單位的「中國」名稱拿掉，引來輿論訕笑。而且當時的「去中國化」還包括將台灣文化中的中國脈絡去除，引起主流輿論不滿。

這也是歐大旭文中的糾結之處。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寺廟，在在呈現出百餘年前從故土故地而來的文化傳承，沒有一處不「中國」。但文化傳承，與認同「中國」的代表的政治意涵，並無關聯。比如韓國，迄今仍維持著祭孔典禮，比起毀於文革，開放後才因應觀光所需「恢復」的曲阜祭孔更來得「中國」，但這並不妨礙韓國人的民族認同，韓國人也沒有因為要「去中國化」將祭孔儀式廢除。文化傳承與政治認同本就互不隸屬，況且過去華人的認同，並不包含抽象的國家，只是姓氏故里，中共欲以此偷換為對共產黨的認同，海外華人，實在不應隨之起舞，更不要說是深受威脅的台灣香港等地。

更何況，中共所建立之中國，從來不曾對海外華人伸出援手，反而任憑海外華人流離。二十世紀中葉在東南亞出現激烈的排華運動，其關鍵即在於中共片面取消所有海外華人的中國國籍，使他們一夕之間成為無主之民，成為當地政府驅逐殺害的對象。又因為中共為要討好東南亞的共產黨，對共產黨殺害侵奪當地華人不聞不問。中共棄絕海外華僑，又將回中國貢獻所長的華僑輒加逮捕迫害，迄今未歇。這樣的政府，其底下的人民卻還要海外華僑以中共為歸屬，實在荒謬可笑。

所以，今日「中國」，我們應嚴加定義，只有中共所成立之政權所及者，方可以「中國」稱之。「中國文化」，乃中共建國以後發揚人類卑劣心性之文化，「中國人」，乃被中共統治，無由見識人類尊嚴之人。至於曩昔被華僑帶往海外的文化傳承，則以「漢文化」、「華人文化」稱之。中國現狀醜惡至此，還是盡量切割乾淨為宜，免得橫遭池魚之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