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劉賓雁，劉賓雁自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9

曹天予
曹天予屬於我的下一代，一九五七年不過是個初中生，卻也成了一個沒戴帽子的「小右派」。上大學時又被打成「反動學生」，送進勞改營。文革時期又成了「現行反革命」，至今 (1978年) 仍在「管制」之中。…在他幫助下妹妹南薇考上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因為全靠自學，在報刊上受到廣泛表揚。而哥哥如今還在苦難中。

我仔細了解曹天予的半生苦難。但由於北京大學不肯糾正他「反動學生」那一案，上海一時也不能給他的「現行反革命」平反，便不能公開報導，我只能把他的冤情寫在《中國青年報》的內參上。這對於他後來處境的改善，起了一點作用。(頁170)

劉忠厚
劉忠厚，這個年近五十、模樣很像農民的人，絕不會令人猜到會是一個「桃色事件」的主人公。它是賓縣酒廠的廠長。一九七七年春季一次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中，他被當作一個重點罪犯監禁起來 (照例不必經過司法程序)。而縣政府派出的工作組追查的重點卻是他的「男女關係」問題，認定他和由他介紹給酒廠工作的他的姪女之間發生了兩性關係。私設公堂審訊他，同時派出警車，到鄰縣去拘捕已經調到那裡工作的那位姑娘。分別進行了逼供，還動用了肉刑。劉忠厚矢口否認，便把他的房間密密封死，盛夏天氣不透風，還在室內噴灑「六六六」殺蟲粉，企圖毒死他。同時，又費盡心機找一個人出假證，說曾見到劉與他姪女在郊外野合；找另一個人證明那女人曾把私生子託給他寄養。

其實劉忠厚之所以遭此橫禍，恰好是因為有一次偶然碰到另一個人在郊外與女人野合。也是該他倒楣，那個人另一次與一個女人在室內發生婚外性關係，也被他撞見了。劉忠厚與那人並無私怨，也未去張揚此人這些隱私，但那人卻擔心他會把自己的醜事洩漏出去，或告發到上級。這人偏偏又不是普通人物，而是一個權限遠遠超出其職位的縣政府工業科長。「先下手為強」，他便動用權力，對劉忠厚下了毒手。

劉忠厚來找我時，當年給他捏造的幾條罪狀都已查明是虛。他已重享自由，但遲遲不給他恢復名譽。阻撓者仍然是那個科長。(頁177-178)

傅貴
普通農民傅貴曾拒絕過毛澤東急於推展的農業合作化政策，棄農做工，因為他覺察到那種平均主義的政策會使勤人變懶、能人吃虧，造出一個懶人的天堂。他等待著施展他超人才智的機會。而當他後來被推上生產隊長的職位後，靠他的組織才能、經濟眼光與魄力，竟在一年之內使那裡農民的收入增長了十倍！但繼之而來的便是無窮的干擾與破壞，「搞資本主義」的罪名一直跟在他的腳步後面。直至被誣為經濟犯罪分子而送進監獄。出獄後他被推舉為生產大隊的隊長，他又在一年之內使幾個窮得出奇的村莊收入增加了幾倍。然而新老敵手仍然糾纏著他，他隨時都可能再次入獄……

傅貴有一次跟他的政敵辯論時激憤地說：
「你們這股勢力，在下頭也有點基礎，那就是你們在台上整好人、整勤勞的人，執行那條左的路線那二十多年培養起來的那些混日子的人。你們把很多很多好人給毀了，所以黑通現在才找不出『楊大先生』那樣的好人來。也許是我眼睛瞎了，我在黑通就找不到突出的人。不論幹什麼事，要選拔出一個能人來，費死勁了。隊長、會計、出納，就老這麼二十四塊坯，上下倒換。明知他護小頭，私心重，想不用，可是硬是找不出個人才來代替他。連找個打更的都難。有什麼高標準？無非是到點上班，晚上不睡覺，誰來拿啥不裝老好人送禮罷了。上回南磚想用個打更的，掂量來掂量去就找不到一個人。咱們這是四千人的大隊呀。想找個給人來個人做大鍋飯的廚子，也就是一天做三回大餅子、饅頭、大白菜大蘿蔔的吧。醞釀來醞釀去，也是找不著。後來找了個姓紀的，一月七十元工資。這人做完飯往那兒一坐，啥活手不伸。門外十步遠就是菜窖，裡頭裝的白菜蘿蔔。把窖門子蓋一蓋，別讓菜凍了行不行？不行。把一窖菜全凍壞了，他一點不心疼。這事他連想都不想。那塊兒東房山頭有個廁所，是原來老王頭用木頭修的，乾乾淨淨。那兩天下了大雪，你拿個條帚出來劃拉劃拉行不行？他不動彈。路封住了，就在牆根上拉滿了屎尿。他一天幹什麼呢？到處扯雞巴蛋，這兒一嘴那兒一舌頭，裡外挑撥是非。……(頁208-209)

姜懷玉
姜懷玉，山東省文登縣一名小學教員。一九六○年大饑饉時期，他發覺本大隊的黨支部書記董某一夥盜竊集體糧食肥私 (村中因餓致死者達五十餘人)，便站出來揭發，從此便開始了他一家人的厄運。那姓董的倚仗縣委中有人，又依靠文革期間成為一派勢力之首的省勞模 (後來還成了黨中央委員) 張某為後台，多次拘捕姜懷玉，施以酷刑。姜家全家老小也備受折磨，死的死，逃的逃，孩子遭打罵，不能上學，隊裡扣發口糧、燃料，連房屋也被迫拆掉，購糧充飢。女兒姜山華十七歲起陪父上訪告狀，現已三十三歲。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中受理此案的人，心懷歹意，與山東省、煙台地區和文登縣的人合謀，製造假調查，做出顛倒是非的結論。姜懷玉不服，找到了我。我請《人民日報》兩位年輕記者協助我到山東實地做了詳細調查，我們把調查結果呈報胡耀邦，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示，由中紀委重新審理此案。中紀委也派人去作了調查，與我們調查的結果一致。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山東省、地、縣三級黨委派到北京的人員，仍然堅持他們長期以來的看法，認為姜懷玉不是個好人，上訪無理。主持審理此案的中紀常委李之璉是位公正無私而同情人民疾苦的老幹部，山東省來人的態度氣得它拍起桌子來，怒斥他們無理，我們三名記者也和李之璉站在一起，再一次次會議上依據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那些人展開唇槍舌戰。

中紀委終於作出比較公正的結論，但如同歷來的作法一樣，並不追究過去的是非和為惡者的責任，只不過議定姜懷玉是受害者，對那一家人給以微薄的補償─每人一千元人民幣。然而山東省委仍然拒不執行，反誣李之璉偏袒了姜懷玉。於是這個案子便無限期的拖了下來。(頁270)

柴樹珍
柴樹珍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每隔一段時間就拄著拐，艱難地爬上我的樓層。她四十多歲了，尚未結婚。當她十六歲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造紙廠當女工時，第一次遭到侮辱─一個科長對他使用暴力，企圖強姦。不久，他向之求助的另一個幹部又企圖強行姦汙她。她四處投告的結果，是招來殘酷的打擊報復─從道德和政治上公開詆毀，利用政治運動之機殘酷批鬥。文革中誣她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文革後又誣她為「四人幫爪牙」，逮捕她並投入水牢，她的下肢就是這時被毀壞的。(頁323)

鄧明遠
年近五十的鄧明遠是另一種犧牲。一九五五年他剛從技校畢業，因揭發遼寧省一家林場場長貪汙，被扭送精神病院。那場長的罪行後來被證實，被判刑十五年，而這個罪犯刑滿恢復自由之身之後多年，鄧明遠卻還不能恢復正常人身分。中央林業部部長親自干預，還不能去掉他「精神病患者」的帽子，至今不能成家，不能得到正常工作的權利。他流落北京街頭，餐風露宿已經多年，為了維持生存，他先是扛著一套設備給人們的T恤或背心上印字或圖案，現在又學會了微雕。只用幾秒鐘，他就把我的姓名刻到一支鋼筆上，字體清秀工整。(頁323-324)

滕天羽
滕天羽又屬於另一種類型。一九四七年他是記者，在蘇北《鹽阜日報》發表一篇不出三百字的報導，揭露一個縣委書記貪吞農民的土改果實 (地主的浮財)。事隔幾天，那人就到滕的家鄉捏造罪名槍斃了滕的父親，一位政治上開明、為共產黨工作的教師。將近四十年前，滕蒐集了許多人的證言，證實其父親無罪，那起槍殺純是出於政治報復。他不斷控告，結果是罪犯的官職節節上升，而滕天羽卻不斷受到陷害，直至被剝奪工作的權利。(頁324)

林希翎
早在一九七九年春季，反對胡耀邦的人已經行動起來了。我所知道最早的一個舉動，就是在林希翎問題上對胡的抵制。林希翎一九五七年是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班的學生，是當時北京各大學學生中站出來批評共產黨和教條主義的最活躍的一員。那年夏天，胡耀邦曾請她到家中長談六個小時。據說胡還把他的秘書介紹給林，成全他們的婚事。就在這對青年人準備結婚的時候，二人先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後來林希翎被關在監牢長達十五年之久，若不是毛澤東忽然想起和問起她，還要繼續坐下去。出獄後她回到浙江省家鄉的縣份，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在一家小工廠當起學徒來。一九七九年他到北京要求平反時，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頁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