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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電影是根據中島京子的同名小說所改編,董啟章對小說文本及電影之間有相當精到的分析,在此不贅。我也覺得似乎不太需要再寫些什麼。

不過除卻電影內容,我倒是注意到台灣的翻譯內容似乎跟原本的台詞有著微妙的差異。雖說不至於離開原意太遠,但「語境」上卻走味了。事後我不禁懷疑這可能是找中國譯者翻譯。現在網路上可以找到許多日劇或日本電影的影像資料,幾乎都是中國所譯,他們的譯法跟台灣譯者不太相同。台灣翻譯通常會比較簡略,可能是預設台灣人多少懂一點日文,而中國的翻譯則比較詳盡,但可能是為了貼合中國人的說話邏輯,在語境上會「微調」。這部電影的翻譯台詞,我發現了類似的現象。

其次,在小說跟電影都有點出來,戰後出生的人對戰前歷史「政治正確」的理解與實際活過當時的人感受上的落差。董啟章認為這是故事中的主人翁限縮在有限的環境,無法像後來的教導以宏觀的視角看待時局變遷的關係,將此看成是當時政府欺瞞人民的表現。不過,對我來說,這種歷史認識的落差,台灣人應該更能感同身受。前一陣子台灣大賣的「KANO」就是一個很貼近的例子。當導演試圖用比較貼近當時人觀感的認識去重新塑造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時,抱持著大中國思維的人就批評這是對殖民時期的美化,是「媚日史觀」。這種對同樣年代的不同認知,除了是本身的經歷之外,毋寧還有意識形態的影響。當某種既定的「歷史教導」已經灌輸了一套固定的大論述,我們很容易忘記在此大論述底下的個人,各自有著自己的人生經驗與理解。董氏的說法是將私人的記憶視作當時國家政權蒙蔽的某種「假象」,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事後回過來賦予過去歷史的「定論」,不也多少有著假象在其中嗎?比如中共一直設法淡化國民黨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只不斷強調他們參加過的寥寥數次戰役。又國共兩黨不斷醜化戰爭期間中國淪陷區的情形,但實際的情況果真是如此嗎?我在看劉賓雁的自傳時,他提到小時在日本統治的東北成長,當時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居然有著以後數十年中國都未曾有的出版自由,各式各樣的政治思潮都能自由流通,詩人可以自費印製書籍。戰後迄今,中國仍不能允許個人出版。站在今日被灌輸的大論述來看,劉賓雁此言豈不是就如反「KANO」的人所批評的一樣,是「皇民史觀」、「殖民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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