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KANO》上映後，毫無意外成為意識形態爭論的中心。不過我所看到的是一面倒的狀態，凡是有以意識形態批評此片的文章，必有一連串網路「起底」，之前一篇批評文章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同時刊出，網友不僅立刻截圖質疑，更有人直指該文作者實為龍應台。今天我又看到有批評文章，被人掀底IP位址在政府單位。我隱隱覺得有點恐怖。

若仔細看批踢踢八卦板 (Gossiping) 帳號為Haonan的回帖，其實就是一直以來台灣教育灌輸學生的「中華民國史觀」，我看著覺得非常熟悉。他認為電影裡的台灣人說日文、服從日本人的規則、參加日本人的比賽不啻媚日，他亦口口聲聲反問為什麼裡面的台灣人不去「反抗」，並寫出「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台澎金馬2300萬居民，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都是中國人」這種宛如自教科書裡摘出來的句子。

抨擊這種文章，我覺得意義不大，因為這種思維是延續學校教育裡的意識形態。教育我們是中國人，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朔 (用到「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若不是自命正朔不會這樣用)，迄今應該都沒有什麼改變。面對這樣的言論，我們應該回到更關鍵的源頭：學校教育，其實就是迄今爭執不斷的「課綱微調」。

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是教科書的正式用法，但這顯然與現實脫節。雖然我們勉強保有馬祖跟金門，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實實在在的存在了六十五年，我們的中央官員甚至與他們的中央官員往來頻繁，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用法不僅可笑，而且容易被對岸占便宜。之前「雞排妹」鄭家純到中國出席活動，有網友以「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之語說他「沒出國」，鄭女雖然反駁此語，但「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這種台灣當局拿來自我欺騙的謊言，竟被對岸拿來挖苦台灣人。台灣民間雖然多半認清現實，但官方仍活在謊言當中，成為我們在討論台灣時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

宣稱擁有中國的道統，雖然很荒謬，但在某些地方是有其意義存在的，比如與台灣相隔海峽兩邊的金門與馬祖，比如「華僑」，特別指像緬甸等地因為當時政府的優惠政策「回到祖國」的華人。就這點上，我認為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必須要正視此點，重新定位他們的「中國人」身分。

話說回來，如果以這樣的背景看待《KANO》，自然會導出「為什麼台灣人不抵抗」(或比較鴕鳥的「為什麼電影裡的台灣人不抵抗」) 這樣的看法，並質疑這跟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連結。但這種觀點，我認為僅可以用在確實一路在抵抗日本人的中國人 (比如齊邦媛) 身上，至於質問台灣人何以不與日本抵抗，這實在是莫須有的批評。一則台灣人被「拋棄」在先，這個拋棄不僅僅是台灣因甲午戰爭割讓給日本，日本領台初期曾因經濟大窘，一度想賣回去給清廷，當時包含板橋林家等仕紳名流皆上書希望清廷接受，最終仍遭清廷拒絕，甚而梁啟超短暫遊台期間，對林獻堂等仕紳皆不諱言中國無力贖台，台灣人須自救。這種棄民之感，對經歷過乙未割台的台灣人而言，想必至為痛切。

當然，也有學者以實際上台灣人像日本殖民當局爭取民主議會的史實批評《KANO》，但對於一個高中棒球隊的故事，若還需要加上政治事件來達致某些人的「政治正確」，則無疑是走回戒嚴時期的老路。也許不滿《KANO》者可以參考周偉航先生「我們自己的《銀魂》」一文，去拍攝「台灣人不屈不撓抗日」的歷史片，直接提供另外一個瞭解日本殖民史的選項。以前國民黨確實拍了不少，比如大牌雲集的《梅花》，該片的主題曲還一度膾炙人口，不過如今來看這部片，感覺荒謬的成分居多。

可見，這些人仍然太執著在某種無法動搖的「法統」當中，無法用比較宏觀的視野來看待歷史。對我而言，台灣主體性的建立，最重要者，莫過於先了解歷史的「真實」。對某些人而言，台灣人對日本殖民時期的懷念，是在民族大義底下所不容許的 (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懷念英國統治的香港人身上)，但一味迴避這種情緒，並無助於建立主體性，就如同拍攝電影時講中文、醜化日本人，並不會抹消台灣人親日的傾向，只是無故逃避現實而已。《KANO》也許缺乏早先台籍人士爭取設置議會的政治訴求 (實則也不應該存在)，但也不避忌的演出漢人與原住民受到日本人歧視的情況，就此而言，我並不認為此片太過偏袒日本人。若我們再深一步論，該片的導演為原住民，對原住民而言，實在沒有什麼「我是中國人」的反日情緒，畢竟對他們而言，日本人、中國人，都是支配壓迫他們的「異族」，明明是自己代代祖先的土地，如今卻成為這片土地的邊緣人。就此點論，「中華民國」是沒有什麼資格去批評的。

無論我們如何解讀這種文章，我覺得最值得玩味的，在於台灣的國族 (nation) 認知轉變之快，即使今天國家教育裡的大中國主義仍未消散，但台灣已經有一群人已然將此視為洪水猛獸，紛紛為文檄之。這種認同的混沌狀態，自廿一世紀初始即無消停。有感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仍覺得相當奇妙。但也因為如此，我覺得台灣實應發展出一種開放的觀念，不應該拘泥在特定的國家、種族當中。這也是在經過二十世紀的民族狂潮之後，人類在廿一世紀應該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