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7日，原文連結 （譯名有更動）
二零一二年春，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接待了習近平之後發表的一場演說中指出，無論中國的經濟如何增長，美國始終有一個競爭優勢是中國無法超越的，那就是創新的能力。拜登認為，只要中國壓抑人民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專制體制存在，它就難以有創新的能力，即便有再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中國都無法在世界上居於主導地位。其實，在我看來，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比創新能力更為重要的，在於是否擁有一個堅持公義、批判權力的知識份子群體以及具有道義力量的象徵性人物。
在我成長的經歷中，有兩個知識份子群體對我影響很大。一個群體在彼岸的臺灣，在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中，幾代知識份子風雨兼程、前赴後繼，從胡適、傅斯年、雷震、殷海光、傅正到彭明敏，從《美麗島》雜誌諸君到柏楊、李敖、龍應台，無不讓我心儀和神往。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柏楊、李敖、龍應台的部分著作在中國可以公開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他們三位在中國的青年學生中也最具影響力。他們的著作是我青少年時代不可或缺的啟蒙讀物。如今，柏楊已經過世，李敖淪為中共專制政權的吹鼓手，龍應台華麗轉身、學而優則仕，讓我不禁感歎權力和虛榮心對知識份子獨立人格可怕的侵蝕，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另一個群體就在我身邊，自從我在一九九九年結識劉曉波之後，劉曉波就是我最親密的良師益友。《西遊記》中有一個細節，每逢孫悟空要外出尋找食物，就會用金箍棒為唐僧畫一個圓圈，唐僧只能在這個圓圈內活動，在圓圈內是安全的，出了圓圈就有危險。在共產黨一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人，大都對這個圓圈心知肚明、心領神會。所以，像劉曉波這樣莽撞地躍出這個圓圈的人，會被看作堂吉訶德式的傻瓜。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就常常用「傻瓜」作為對劉曉波的暱稱。在俄羅斯的東正教文化中，有所謂「顛僧」的傳統，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多少都有點「顛僧」的氣質。而劉曉波就是中國的「顛僧」，當諾貝爾和平獎的冠冕戴上他的頭上時，他說這是給「六四」亡靈的，他沒有被榮譽所俘虜，儘管身在中共的監獄中，他的心靈依然寧靜而自由。
從影響力而言，龍應台無疑是臺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如今，龍應台貴為部長，劉曉波淪為囚徒，兩人之處境天壤之別。如果把龍應台與劉曉波作一個對比，堪稱探究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關係的最佳視角。
龍應台，你為什麼不生氣？
龍應台寫過一篇題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文章，沒有想到，多年以後我要借用同樣的問題，不過，質問的物件變成了龍應台本人。我想問的問題是：龍應台，你為什麼不生氣？
本來不想批評龍應台，因為我跟她有過一些交往。二零零四年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恰逢龍應台來中大演講。她對臺灣和香港有諸多不留情面的批評，卻對中國閃爍其辭，便提問說：「龍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的演講中，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特立獨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您多次使用『中華文化』的概念，對自己的定位不是『臺灣知識份子』，而是『中華知識份子』。但是，在今晚的談話中，您用了許多尖銳的言辭批評臺灣和香港，為什麼偏偏對中國不置一詞？是不是因為批評民主的政府是安全的，批評專制的政府是危險的？」當時，會議的主持者居然說這個問題與演講主題無關，龍應台不必回答。於是，我憤而退場。
第二天，龍應台專門赴中大約我對話。她解釋說，她沒有批評中國，是因為對中國不瞭解，所以不能輕易發言。儘管我不同意她給出的解釋，但我發現她至少對批評意見頗有雅量，這一點是中國的很多文人學者所不及的。後來，我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龍應台，你為何不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
也許是因為我的提問對龍應台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刺激，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龍應台的筆觸逐漸涉及中國，先後寫下三篇批評中國的文章。第一篇是寫於二零零四年臺灣大選之後的《為臺灣的民主辯護》，她明確指出，中共的武力恐嚇乃是對臺灣民主的最大威脅。第二篇是二零零四年六月發表的《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這篇文章以一名母親的身份，表達了對那些十五年前被殺害的孩子的悼念。第三篇是為二零零五年《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被封殺而寫的《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該文直言不諱地譴責以胡錦濤為黨魁的中共政權「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這三篇文章改變了我對龍應台的看法，於是寫了一篇《「野火」可以融化「冰點」》的評論讚揚她。
然而，野火的二度燃燒，只是曇花一現。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國異議知識份子、人權活動家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被中共當局秘密逮捕。稍後，我赴香港講學，與另外一位公共知識份子、法學家王怡一起去港大拜訪龍應台。龍應台熱情招待我們，我向她談起劉曉波事件，希望她為劉曉波的自由撰文呼籲，說不定可以凝聚海外輿論的力量，對中共當局形成相當的壓力，使得此事件像「冰點」週刊那樣有一個「比較不壞」的結局。然而，龍應台聽了我的建議之後，不置可否。我也只能點到為止。那時，我心裡很疑惑：作為一個「行公義、好憐憫」的知識份子，對於劉曉波等數百個中國的良心犯的悲慘遭遇，龍應台為什麼一點都不生氣呢？
「臺灣利益」與「普世價值」有衝突嗎？
二零一二年，龍應台當上了臺灣的第一任文化部長。作家當文化部長，彼岸早有先例，八十年代的中國，作家王蒙就當過文化部長。因此我並不驚奇，我驚奇的是，入閣之後的龍應台再度「變臉」，變得比川劇中的「變臉」絕技還要快。
在立法院的一次質詢中，立法委員段宜康詢問龍應台，「二二八」事件的罪魁禍首究竟是誰，一連問了幾次，龍應台無處回避，遂以「權力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來搪塞，她始終不敢說出「蔣介石」這個名字來。龍應台曾經旅居德國，難道當有人詢問她誰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終負責人，她也不敢說出希特勒的名字來，而以「權力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來敷衍嗎？反倒是蔣介石的曾孫蔣友柏在不久前誠實地對媒體說：「我的曾祖父蔣介石帶領的國民政府總共殺害約一千萬中國人……事實就是在那裡，一味地否認並不會就使這些事件從歷史記錄裡消失。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態正面地面對這些歷史事實，並儘量做出補償；即使我個人因為無能為力而只能以口頭方式表達來自隔代的歉意。」兩相比較，高下立現。
緊接著，龍應台又在立法院陳述，她不談「六四」的理由是：作家可以有勇，部長必須有謀；換了位子，就要換腦袋。這個說法更讓我莫名驚詫：如果說因為龍應台是國民黨政府的文化部長，礙於馬英九的情面而無法說出老祖宗蔣介石這個名字來，尚且情有可原；那麼，既然龍應台並不是中共政權的文化部長，為什麼對「六四」要三緘其口呢？不談「六四」是維護「臺灣利益」的必選項嗎？
腦袋，即思維方式，當然是可以轉換的。但是，人不能改變的是良心。我不知道龍應台旅居香港時，有沒有參加過維園的燭光晚會。對照維多利亞公園二十多年不變的燭光，龍部長改變的，不是腦袋，乃是良心。港人常說，「六四」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高官和富豪們的原形。沒有想到，這面照妖鏡居然將龍照成了蟲。在中國最近的《南方週末》事件中，臺灣藝人伊能靜勇敢發聲，被禁言、被喝茶。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口蜜腹劍地威脅說，歡迎臺灣藝人到中國發展，但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說白了，就是必須對共產黨一黨獨裁這一如同「房間裡的大象」一樣的事實視而不見。瘦小的伊能靜讓我想起了聖經中面對巨人歌利亞的少年大衛，更有人在網路上為她繪畫了一幅神似年輕時的翁山蘇姬的漫畫。媒體人連清川撰文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自由受到侵襲與禁錮的時候，任何一個界別的職業身份都無以自存。……伊能靜事件以及演藝圈對《南方週末》事件的集體發聲，恐怕也只是演藝圈不再沉默於公共事件的肇始。可以想見，藝人以公民身份參與公共事件，在未來將會層出不窮。因為公共自由的喪失，不僅僅是對當事者的損害，而是整個民族，所有群體的受傷。」微博上還有人創作了這樣一副絕妙的對聯：「伊本能靜伊未靜，彼可成龍偏成蟲。」下聯說的是成龍，不過，借用于龍應台部長身上似乎也很準確。
再以後，是龍應台訪問香港，談到香港社會拒絕大陸化和「國民教育」風波時，她表示，自己已經不再是作家，已經沒有了個人身份，一言一行代表官方和政府，所以必須要尊重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不便對此發表意見。被問到特首梁振英僭建問題時，她以工作很忙，沒每天看報紙，所以「沒有資格」評論作答。對於臺灣媒體被中資機構收購是否染紅傳媒，她簡單以這是全球性問題來回答，又反問：「難道被美資買掉就應該很開心嗎？」這個反問與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為共產黨政權的新聞檢查制度辯護有異曲同工之妙。莫言說，檢查制度是必要的，飛機場還要對乘客實行安檢呢。這是一種低劣的攪渾水的做法。美國政府難道設有一個可以審查和篡改從來對政府都不友善的《紐約時報》的宣傳部門嗎？沒有。恰恰相反，《紐約時報》記者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和曝光，讓美國總統尼克森不得不引咎辭職。那麼，中資和美資有差別嗎？以龍應台在歐美國家生活多年的豐富履歷，還不至於弱智到搞不清楚民主與專制的差別吧？莫言是共產黨政權之下一個好不容易掙脫農民身份的作家，他寫作的目標就是有餃子吃，他的怯懦可以理解；但龍應台已經貴為中華民國的文化部長，為何要主動為中共塗脂抹粉呢？龍應台很欣賞莫言，莫言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龍應台就立即跟莫言攀親戚，說在她當臺北文化局長期間曾請莫言來臺北訪問。而劉曉波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被關押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龍應台卻假裝這個事實不存在。全球數百位作家和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龍應台的大名至今缺席。
也許，龍應台認為，她保持沉默便不會激怒對岸的「綠巨人」，就是保護了臺灣的利益。然而，她錯了，徹底地錯了。捍衛臺灣的利益跟堅持普世人權價值沒有衝突，臺灣的核心價值就是臺灣的憲政民主。
知識份子的使命就是對權力說不
文人當官，龍應台不是第一人。智利詩人、諾獎得主聶魯達曾出任駐外使節和國會議員，卻不顧優渥的待遇，挺身而出譴責本國獨裁政權之暴政，以致被免職、被通緝、流亡異國多年。聶魯達一生堅信「人之為人的自覺與共同命運」，始終站在弱者一邊。捷克劇作家哈維爾，因發布爭取人權的七七憲章而成為共產黨政權的階下囚，天鵝絨革命之後，當選首任民選總統。貴為國家元首，哈維爾依然勇於為公義而戰鬥，譴責強鄰蘇俄當年出兵血腥鎮壓布拉格之春人民起義，並推動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在去世前不久，哈維爾抱病冒著大雪親赴中國駐捷克使館遞交抗議信，中國使館閉門不納。若以龍應台的標準衡量，哈維爾的做法得罪了俄國和中國兩個大國，也就危及到了捷克的國家利益，是缺乏做官的「職業倫理」，真該謝罪下台。然而，並不信奉龍應台遵循的「當了官就要閉嘴」的「潛規則」的哈維爾，卻深受國人乃至全世界的愛戴，其葬禮萬人空巷，身後倍享哀榮。聶魯達、哈維爾二氏，身份雖然曾有過變化，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良心一以貫之。作為作家的成就，他們並不比龍應台低；作為官員或政治人物的聲望，他們更比龍應台高出許多。
劉曉波和朋友們推出零八憲章，就是追溯哈維爾和七七憲章的道路。我本人是零八憲章從起草到發佈的親歷者之一。我記得我們在北京的一間餐廳的包間中討論如何命名這份文件的時候，在座的幾位人士都贊同使用呼應著七七憲章的零八憲章這個名字。劉曉波說，這當然會帶來更大的風險，但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劉霞在旁邊說，你做了這件事，我又要踏上漫長的給你送牢飯的路途了。劉曉波的可貴之處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那樣推著石頭上山。
一九八九年，劉曉波毅然中斷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計畫，回到北京參加「八九」民運，這樣的選擇相當可貴，不過並非最為可貴，因為當時幾乎全部中國的民眾和全世界的民眾都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劉曉波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在一九八九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一如既往地持守理想並不斷地反省和超越自己。在身邊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掉隊甚至站在其對立面的時候，他卻永不放棄，知行合一。劉曉波的好朋友、政論家胡平指出：「曉波有嚴格的反省精神，這表明他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他拒絕自己欺騙自己，不能容忍自己做出讓自己的良心感到不安的事，他堅持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定要通得過良心的拷問。」這正是一個知識份子最讓人欽佩的地方。劉曉波所追求的是陳寅恪宣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此他付出了四度入獄，失去自由近二十年的沉重代價。
做一名真正的知識份子並非易事。法國思想家朱利安班達《知識份子的背叛》一書中指出：「知識份子已經可恥地背叛了他的使命。比如，當法西斯主義倡狂之時，知識份子因為這是『既成事實』而承認非正義；更有甚者，他自願充當完全鄙視一切理想性的哲學的奴僕，並且因為它在當下體現了『歷史的意志』而斷言它是正義的。」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墮落的標誌是向納粹政權卑躬屈膝、俯首稱臣；在今天，知識份子墮落的標誌則是向中共政權暗送秋波、狼狽為奸。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儘管這種騰飛的代價是數億農民工被奴役、能源的巨大消耗和環境的毀滅性破壞，但中共當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宣揚「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金錢和權勢，那麼多政客和商人皆往北京朝拜。就是一向高傲的好萊塢也不得不低頭獻媚。二零一二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高達一百七十億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好萊塢片商爭先恐後想入場，放棄了美國最珍視的表達自由的核心價值，在電影還在拍攝過程中，便主動邀請中共的電影審查機構前往片場視察，確認電影故事情節、製作和其他創意元素都獲得他們的批准。《紐約時報》評論說，就連「鋼鐵人」也害怕踢到中共的鐵板上。然而，我們能夠想像三十年前美國的電影公司邀請蘇聯的宣傳部審查他們的作品會是怎樣的情形？
今天的共產黨政權似乎大獲全勝、一手遮天，但劉曉波擁有比「鋼鐵人」更堅強的意志，正如朱利安班達所說：「知識份子的法則是，當全世界都匍匐在作為世界主宰的非正義之前時，他卻有屹立不動，用人類的良心來反對它。這類值得我們尊敬的人有在凱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圖和在拿破崙面前不願喪失氣節的基督教神甫們。」劉曉波也是其中的一員。我相信，劉曉波已經做好了成為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維爾、中國的翁山蘇姬的準備，他是否會成為民主中國的總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便他掌握了權力，他也不會被權力所腐蝕，他將善用和慎用權力，讓權力推動自由和人權的實現。
二零一二年春，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接待了習近平之後發表的一場演說中指出，無論中國的經濟如何增長，美國始終有一個競爭優勢是中國無法超越的，那就是創新的能力。拜登認為，只要中國壓抑人民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專制體制存在，它就難以有創新的能力，即便有再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中國都無法在世界上居於主導地位。其實，在我看來，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比創新能力更為重要的，在於是否擁有一個堅持公義、批判權力的知識份子群體以及具有道義力量的象徵性人物。
在我成長的經歷中，有兩個知識份子群體對我影響很大。一個群體在彼岸的臺灣，在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中，幾代知識份子風雨兼程、前赴後繼，從胡適、傅斯年、雷震、殷海光、傅正到彭明敏，從《美麗島》雜誌諸君到柏楊、李敖、龍應台，無不讓我心儀和神往。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柏楊、李敖、龍應台的部分著作在中國可以公開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他們三位在中國的青年學生中也最具影響力。他們的著作是我青少年時代不可或缺的啟蒙讀物。如今，柏楊已經過世，李敖淪為中共專制政權的吹鼓手，龍應台華麗轉身、學而優則仕，讓我不禁感歎權力和虛榮心對知識份子獨立人格可怕的侵蝕，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另一個群體就在我身邊，自從我在一九九九年結識劉曉波之後，劉曉波就是我最親密的良師益友。《西遊記》中有一個細節，每逢孫悟空要外出尋找食物，就會用金箍棒為唐僧畫一個圓圈，唐僧只能在這個圓圈內活動，在圓圈內是安全的，出了圓圈就有危險。在共產黨一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人，大都對這個圓圈心知肚明、心領神會。所以，像劉曉波這樣莽撞地躍出這個圓圈的人，會被看作堂吉訶德式的傻瓜。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就常常用「傻瓜」作為對劉曉波的暱稱。在俄羅斯的東正教文化中，有所謂「顛僧」的傳統，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多少都有點「顛僧」的氣質。而劉曉波就是中國的「顛僧」，當諾貝爾和平獎的冠冕戴上他的頭上時，他說這是給「六四」亡靈的，他沒有被榮譽所俘虜，儘管身在中共的監獄中，他的心靈依然寧靜而自由。
從影響力而言，龍應台無疑是臺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如今，龍應台貴為部長，劉曉波淪為囚徒，兩人之處境天壤之別。如果把龍應台與劉曉波作一個對比，堪稱探究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關係的最佳視角。
龍應台，你為什麼不生氣？
龍應台寫過一篇題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文章，沒有想到，多年以後我要借用同樣的問題，不過，質問的物件變成了龍應台本人。我想問的問題是：龍應台，你為什麼不生氣？
本來不想批評龍應台，因為我跟她有過一些交往。二零零四年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恰逢龍應台來中大演講。她對臺灣和香港有諸多不留情面的批評，卻對中國閃爍其辭，便提問說：「龍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的演講中，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特立獨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您多次使用『中華文化』的概念，對自己的定位不是『臺灣知識份子』，而是『中華知識份子』。但是，在今晚的談話中，您用了許多尖銳的言辭批評臺灣和香港，為什麼偏偏對中國不置一詞？是不是因為批評民主的政府是安全的，批評專制的政府是危險的？」當時，會議的主持者居然說這個問題與演講主題無關，龍應台不必回答。於是，我憤而退場。
第二天，龍應台專門赴中大約我對話。她解釋說，她沒有批評中國，是因為對中國不瞭解，所以不能輕易發言。儘管我不同意她給出的解釋，但我發現她至少對批評意見頗有雅量，這一點是中國的很多文人學者所不及的。後來，我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龍應台，你為何不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
也許是因為我的提問對龍應台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刺激，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龍應台的筆觸逐漸涉及中國，先後寫下三篇批評中國的文章。第一篇是寫於二零零四年臺灣大選之後的《為臺灣的民主辯護》，她明確指出，中共的武力恐嚇乃是對臺灣民主的最大威脅。第二篇是二零零四年六月發表的《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這篇文章以一名母親的身份，表達了對那些十五年前被殺害的孩子的悼念。第三篇是為二零零五年《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被封殺而寫的《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該文直言不諱地譴責以胡錦濤為黨魁的中共政權「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這三篇文章改變了我對龍應台的看法，於是寫了一篇《「野火」可以融化「冰點」》的評論讚揚她。
然而，野火的二度燃燒，只是曇花一現。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國異議知識份子、人權活動家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被中共當局秘密逮捕。稍後，我赴香港講學，與另外一位公共知識份子、法學家王怡一起去港大拜訪龍應台。龍應台熱情招待我們，我向她談起劉曉波事件，希望她為劉曉波的自由撰文呼籲，說不定可以凝聚海外輿論的力量，對中共當局形成相當的壓力，使得此事件像「冰點」週刊那樣有一個「比較不壞」的結局。然而，龍應台聽了我的建議之後，不置可否。我也只能點到為止。那時，我心裡很疑惑：作為一個「行公義、好憐憫」的知識份子，對於劉曉波等數百個中國的良心犯的悲慘遭遇，龍應台為什麼一點都不生氣呢？
「臺灣利益」與「普世價值」有衝突嗎？
二零一二年，龍應台當上了臺灣的第一任文化部長。作家當文化部長，彼岸早有先例，八十年代的中國，作家王蒙就當過文化部長。因此我並不驚奇，我驚奇的是，入閣之後的龍應台再度「變臉」，變得比川劇中的「變臉」絕技還要快。
在立法院的一次質詢中，立法委員段宜康詢問龍應台，「二二八」事件的罪魁禍首究竟是誰，一連問了幾次，龍應台無處回避，遂以「權力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來搪塞，她始終不敢說出「蔣介石」這個名字來。龍應台曾經旅居德國，難道當有人詢問她誰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終負責人，她也不敢說出希特勒的名字來，而以「權力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來敷衍嗎？反倒是蔣介石的曾孫蔣友柏在不久前誠實地對媒體說：「我的曾祖父蔣介石帶領的國民政府總共殺害約一千萬中國人……事實就是在那裡，一味地否認並不會就使這些事件從歷史記錄裡消失。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態正面地面對這些歷史事實，並儘量做出補償；即使我個人因為無能為力而只能以口頭方式表達來自隔代的歉意。」兩相比較，高下立現。
緊接著，龍應台又在立法院陳述，她不談「六四」的理由是：作家可以有勇，部長必須有謀；換了位子，就要換腦袋。這個說法更讓我莫名驚詫：如果說因為龍應台是國民黨政府的文化部長，礙於馬英九的情面而無法說出老祖宗蔣介石這個名字來，尚且情有可原；那麼，既然龍應台並不是中共政權的文化部長，為什麼對「六四」要三緘其口呢？不談「六四」是維護「臺灣利益」的必選項嗎？
腦袋，即思維方式，當然是可以轉換的。但是，人不能改變的是良心。我不知道龍應台旅居香港時，有沒有參加過維園的燭光晚會。對照維多利亞公園二十多年不變的燭光，龍部長改變的，不是腦袋，乃是良心。港人常說，「六四」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高官和富豪們的原形。沒有想到，這面照妖鏡居然將龍照成了蟲。在中國最近的《南方週末》事件中，臺灣藝人伊能靜勇敢發聲，被禁言、被喝茶。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口蜜腹劍地威脅說，歡迎臺灣藝人到中國發展，但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說白了，就是必須對共產黨一黨獨裁這一如同「房間裡的大象」一樣的事實視而不見。瘦小的伊能靜讓我想起了聖經中面對巨人歌利亞的少年大衛，更有人在網路上為她繪畫了一幅神似年輕時的翁山蘇姬的漫畫。媒體人連清川撰文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自由受到侵襲與禁錮的時候，任何一個界別的職業身份都無以自存。……伊能靜事件以及演藝圈對《南方週末》事件的集體發聲，恐怕也只是演藝圈不再沉默於公共事件的肇始。可以想見，藝人以公民身份參與公共事件，在未來將會層出不窮。因為公共自由的喪失，不僅僅是對當事者的損害，而是整個民族，所有群體的受傷。」微博上還有人創作了這樣一副絕妙的對聯：「伊本能靜伊未靜，彼可成龍偏成蟲。」下聯說的是成龍，不過，借用于龍應台部長身上似乎也很準確。
再以後，是龍應台訪問香港，談到香港社會拒絕大陸化和「國民教育」風波時，她表示，自己已經不再是作家，已經沒有了個人身份，一言一行代表官方和政府，所以必須要尊重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不便對此發表意見。被問到特首梁振英僭建問題時，她以工作很忙，沒每天看報紙，所以「沒有資格」評論作答。對於臺灣媒體被中資機構收購是否染紅傳媒，她簡單以這是全球性問題來回答，又反問：「難道被美資買掉就應該很開心嗎？」這個反問與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為共產黨政權的新聞檢查制度辯護有異曲同工之妙。莫言說，檢查制度是必要的，飛機場還要對乘客實行安檢呢。這是一種低劣的攪渾水的做法。美國政府難道設有一個可以審查和篡改從來對政府都不友善的《紐約時報》的宣傳部門嗎？沒有。恰恰相反，《紐約時報》記者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和曝光，讓美國總統尼克森不得不引咎辭職。那麼，中資和美資有差別嗎？以龍應台在歐美國家生活多年的豐富履歷，還不至於弱智到搞不清楚民主與專制的差別吧？莫言是共產黨政權之下一個好不容易掙脫農民身份的作家，他寫作的目標就是有餃子吃，他的怯懦可以理解；但龍應台已經貴為中華民國的文化部長，為何要主動為中共塗脂抹粉呢？龍應台很欣賞莫言，莫言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龍應台就立即跟莫言攀親戚，說在她當臺北文化局長期間曾請莫言來臺北訪問。而劉曉波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被關押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龍應台卻假裝這個事實不存在。全球數百位作家和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龍應台的大名至今缺席。
也許，龍應台認為，她保持沉默便不會激怒對岸的「綠巨人」，就是保護了臺灣的利益。然而，她錯了，徹底地錯了。捍衛臺灣的利益跟堅持普世人權價值沒有衝突，臺灣的核心價值就是臺灣的憲政民主。
知識份子的使命就是對權力說不
文人當官，龍應台不是第一人。智利詩人、諾獎得主聶魯達曾出任駐外使節和國會議員，卻不顧優渥的待遇，挺身而出譴責本國獨裁政權之暴政，以致被免職、被通緝、流亡異國多年。聶魯達一生堅信「人之為人的自覺與共同命運」，始終站在弱者一邊。捷克劇作家哈維爾，因發布爭取人權的七七憲章而成為共產黨政權的階下囚，天鵝絨革命之後，當選首任民選總統。貴為國家元首，哈維爾依然勇於為公義而戰鬥，譴責強鄰蘇俄當年出兵血腥鎮壓布拉格之春人民起義，並推動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在去世前不久，哈維爾抱病冒著大雪親赴中國駐捷克使館遞交抗議信，中國使館閉門不納。若以龍應台的標準衡量，哈維爾的做法得罪了俄國和中國兩個大國，也就危及到了捷克的國家利益，是缺乏做官的「職業倫理」，真該謝罪下台。然而，並不信奉龍應台遵循的「當了官就要閉嘴」的「潛規則」的哈維爾，卻深受國人乃至全世界的愛戴，其葬禮萬人空巷，身後倍享哀榮。聶魯達、哈維爾二氏，身份雖然曾有過變化，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良心一以貫之。作為作家的成就，他們並不比龍應台低；作為官員或政治人物的聲望，他們更比龍應台高出許多。
劉曉波和朋友們推出零八憲章，就是追溯哈維爾和七七憲章的道路。我本人是零八憲章從起草到發佈的親歷者之一。我記得我們在北京的一間餐廳的包間中討論如何命名這份文件的時候，在座的幾位人士都贊同使用呼應著七七憲章的零八憲章這個名字。劉曉波說，這當然會帶來更大的風險，但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劉霞在旁邊說，你做了這件事，我又要踏上漫長的給你送牢飯的路途了。劉曉波的可貴之處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那樣推著石頭上山。
一九八九年，劉曉波毅然中斷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計畫，回到北京參加「八九」民運，這樣的選擇相當可貴，不過並非最為可貴，因為當時幾乎全部中國的民眾和全世界的民眾都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劉曉波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在一九八九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一如既往地持守理想並不斷地反省和超越自己。在身邊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掉隊甚至站在其對立面的時候，他卻永不放棄，知行合一。劉曉波的好朋友、政論家胡平指出：「曉波有嚴格的反省精神，這表明他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他拒絕自己欺騙自己，不能容忍自己做出讓自己的良心感到不安的事，他堅持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定要通得過良心的拷問。」這正是一個知識份子最讓人欽佩的地方。劉曉波所追求的是陳寅恪宣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此他付出了四度入獄，失去自由近二十年的沉重代價。
做一名真正的知識份子並非易事。法國思想家朱利安班達《知識份子的背叛》一書中指出：「知識份子已經可恥地背叛了他的使命。比如，當法西斯主義倡狂之時，知識份子因為這是『既成事實』而承認非正義；更有甚者，他自願充當完全鄙視一切理想性的哲學的奴僕，並且因為它在當下體現了『歷史的意志』而斷言它是正義的。」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墮落的標誌是向納粹政權卑躬屈膝、俯首稱臣；在今天，知識份子墮落的標誌則是向中共政權暗送秋波、狼狽為奸。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儘管這種騰飛的代價是數億農民工被奴役、能源的巨大消耗和環境的毀滅性破壞，但中共當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宣揚「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金錢和權勢，那麼多政客和商人皆往北京朝拜。就是一向高傲的好萊塢也不得不低頭獻媚。二零一二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高達一百七十億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好萊塢片商爭先恐後想入場，放棄了美國最珍視的表達自由的核心價值，在電影還在拍攝過程中，便主動邀請中共的電影審查機構前往片場視察，確認電影故事情節、製作和其他創意元素都獲得他們的批准。《紐約時報》評論說，就連「鋼鐵人」也害怕踢到中共的鐵板上。然而，我們能夠想像三十年前美國的電影公司邀請蘇聯的宣傳部審查他們的作品會是怎樣的情形？
今天的共產黨政權似乎大獲全勝、一手遮天，但劉曉波擁有比「鋼鐵人」更堅強的意志，正如朱利安班達所說：「知識份子的法則是，當全世界都匍匐在作為世界主宰的非正義之前時，他卻有屹立不動，用人類的良心來反對它。這類值得我們尊敬的人有在凱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圖和在拿破崙面前不願喪失氣節的基督教神甫們。」劉曉波也是其中的一員。我相信，劉曉波已經做好了成為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維爾、中國的翁山蘇姬的準備，他是否會成為民主中國的總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便他掌握了權力，他也不會被權力所腐蝕，他將善用和慎用權力，讓權力推動自由和人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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