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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月初，東北季風已到達台東。傍晚細雨過後，我們騎摩托車下山，來到都蘭糖廠。
都蘭是台東一個只有一條街的小鎮，停在美麗的臺灣東部海岸線。聽說糖業興盛時期，都蘭糖廠曾是全臺灣紅糖產量最大的民營糖廠，紅糖濃甜的味道和濕潤的海風混溶，充盈小鎮。糖業沒落後，都蘭糖廠在1991年停產。再過十多年，許多原住民藝術家離開都市，移居都蘭，廢棄的廠房被改建成為藝術空間和聚會場所。每週六，糖廠咖啡館都有原住民歌手的演出，常常熱鬧到夜深。
那個傍晚，原住民藝術家們在聚餐。三三兩兩的人們端著盤子、碗、鍋子，走進咖啡館的院子。夜色黑下來，燈亮了，院子中間的大桌子上，放滿各種盛菜的容器。周圍或坐或站，大約有十多人。大部分人膚色黝黑，輪廓很深（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原住民的典型相貌）。氣氛歡快、自由，常常爆發出笑聲。像紹文所介紹的，臺灣的原住民很幽默，喜歡開玩笑，尤其是東海岸的原住民。
穿著暗花長裙、身形如山、聲音如大提琴一般的原住民歌手巴奈，請每一個人跟大家介紹自己帶來的菜色。紹文指著桌子那邊另一個身形如山、穿著深紅色長袍、束發的男子說，那是巴奈的愛人那布。
輪到我們了，紹文，我的臺灣朋友、此行嚮導，聽起來有點底氣不足：我叫紹文，我帶了幾位大陸朋友過來……這時，那布打斷他問道：大陸？哪個大陸？美洲大陸還是非洲大陸？還是中國大陸？要說清楚嘛。
紹文結巴了一下：嗯，中國大陸。接下來的話，他更是虛弱：她們有從甘肅來的，也有黑龍江的，廣西的……她們這次特別跟我說，不想一直待在臺北，想要來原住民的部落，想來台東，聽原住民朋友唱歌，所以我才帶她們來這裏……
我聽得懂這段對話背後的含義：中國/大陸，這樣的稱謂，本身就意味著對兩岸關係的不同理解；即使我們大部分人都住在北京，紹文依然強調我們各自的原籍，因為邊疆身份能夠淡化“北京”的政治涵義；而最後那段話，當然更是特地示好。
我順著紹文的話，繼續示好。話音落處，滿桌無聲，那布突然笑了，露出被檳榔染紅的牙齒：祖國大陸來的嘛！您辛苦了！
這次一起去臺灣的朋友，是在中國各地女同志[1]組織的志願者，到世新大學參加兩岸同志口述歷史座談會，之後到台東旅行。她們中的絕大部分是第一次來臺灣，對臺灣懷著各自的想像，但是基本上對這樣的反應，有些不知所措。
和在臺北時不一樣，那天的晚餐終結於幾乎完全的相互漠然。一方面，原住民朋友們有自己的議題，晚餐後，他們聚集在一起，觀看一部關於美麗灣大飯店的紀錄片，抗議東海岸被政府交付財團開發；另一方面，我們待在山上民宿連續幾天無法上網，此刻搜索到無線網路，各自拿著手機悶頭瘋狂上線，聊QQ看微博，收信回信。弄得既愛原住民、也愛“中國大陸”、期待大家能互相做朋友的紹文在旁邊乾著急。
原住民對中國沒有興趣哪，在原住民部落工作的紹文很發愁地講。到都蘭之前，他跟那布說，要帶幾個大陸的朋友來，那布問，那我要不要掛國旗？當紹文轉述給我們，來自黑龍江的gogo興奮地問，真的？五星紅旗嗎？
我吃了一驚，回頭看gogo，發現她不是在開玩笑。當然是中華民國國旗啊！紹文說。Gogo聽了默不作聲。
在臺灣照例是天天喝酒。兩天后，我們去台東的鐵花村。這裏原來是台鐵的宿舍，現在也已成為一個音樂表演和創意市集的小聚落。夜晚的院子裏，散落著喝酒聊天的人們。酒吧裏傳出民謠歌聲。深夜，演出散了，剛剛認識的朋友們席地而坐，且酒且歌。gogo喝醉了。
我在洗手間找到gogo的時候，發現她在痛哭。我們相識五年，第一次看她哭成這樣。她哭一會兒，打開水龍頭呼呼洗臉，說一會兒話，再哭一會兒。Gogo白皙俊秀，此時本來就不大的眼睛豔腫如桃。
我以為她是想念在北京的女友，她搖頭嗚咽，你看，他們其實並沒有那麼歡迎我們，那天晚上他們說“祖國大陸來的”，其實是在嘲諷……我點頭，當然啊。Gogo是個非常敏感的人，幾天來，我們被臺灣朋友的熱情和善意包圍，她第一次這樣直接地碰到出於兩岸關係的敵意。“可是另一方面”，她說，“我們那兒大部分人，肯定都還是那麼想的，覺得要統一啊，包括我媽，X，她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即使告訴她們，她們也肯定不會理解的，你就覺得，她們是你最親的人，可是你們根本沒辦法溝通……”gogo停了一下，“說是政府和人民分開，你說能分得開嗎？”
gogo哭了一個痛快，我們走出洗手間，繼續喝，繼續唱歌，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但那天她的痛哭，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臺灣朋友用熱情和友善編製的保護層，那一刻被撕破了，兩岸關係，漢人和原住民，那些本質的、卻被我們避而不談的問題被翻開了。
二
“日月潭是我國臺灣省的一個大湖。
“日月潭裏有個小島，把潭分成兩半，一邊像圓圓的太陽，叫‘日潭’，一邊像彎彎的月亮，叫‘月潭’。兩潭湖水相連，像碧綠的大玉盤，小島就像玉盤中的明珠。
“日月潭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水很深。日月潭的周圍是山，山上是茂密的樹林。山林倒映在潭裏，湖光山色，非常美麗。
“我愛美麗的日月潭。我愛祖國的臺灣島。”
這是我在小學二年級學的課文《日月潭》。在當時、以至今天的教學體制下，課文要熟記、背誦，進入潛意識。美麗的日月潭，因此成為中國觀光客在臺灣的第一目的地。而最後一句“祖國的臺灣島”，“祖國”沒有被清晰指出，但通常這個詞，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歷史課本裏，臺灣被描述為先後被荷蘭、日本殖民，1949年蔣介石敗退之地——臺面下的演義，是他被毛澤東打跑。大人們又說，收復了香港是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沒能收復臺灣，卻是他最大的遺憾。
長大之後，看到很多人懷念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那時候有“白色恐怖”、官僚資本，但軍閥槍殺學生之後，還懂得下跪道歉，那時候享有過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在思想論爭中，有人反叛傳統，也有人承繼傳統，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出產了不少了不起的詩人、學者。我們管那段時間叫做“民國時期”，卻不知道中華民國這個政權至今存在，只是偶爾感歎，被革命年代連根拔起的中華傳統文化，還在臺灣。
對於臺灣的印象因歲月而疊加了許多內容，有席捲我們日常生活的流行音樂，偶像劇，娛樂節目，有風格與我們不同的文學、電影，電視節目裏會播放拳腳相加的議會——言下之意是，看，這就是臺灣的民主——但是，我們總歸血濃於水，同文同種。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中國如一只雄雞，臺灣和海南島，是雄雞的兩隻腳。
2007年，帶著這些模糊的想像，我碰到了第一批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的臺灣人。
那時我經歷累年累月，艱難接受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戀的事實，並且非常緩慢地意識到，性身份不只是私人身份，而且是社會身份。我開始投身一些和同性戀相關的活動，卻又心存懷疑。幾十年的革命運動，讓人們政治冷感，很怕被權力播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以為獨善其身，在貧瘠的土地上孜孜于文化重建，這才是我的使命，組織、活動（那時我還不會使用運動這個詞），它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7月，在這種半心半意的心情中，我去珠海參加了一個華人拉拉志願者培訓營，這個集結了兩岸三地、北美的華人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的營隊，歷時四天，成為中國女同性戀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對於中國的志願者來說，第一個震撼就來自臺灣。在分享各地區同志運動的狀況時，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播放了一個關於臺北同志遊行的短片，從2003年開始，臺北每年都會舉辦同性戀大遊行，短片結束時，在張惠妹的歌聲中，象徵多元性傾向的彩虹旗升起在市政府前。
一同觀看的很多人，和我同樣震驚。有人流淚了。在我們策劃一次會議還要偷偷摸摸精心選址的時候，臺灣已經連續五年舉辦同性戀遊行，市政府不僅“批准”，而且撥款，上街的人數從兩千漸至萬人。一個戴鐐銬的人看見身體舒展自如的人，難免羡慕，並且為“自由”果真存在而震驚和興奮。這是我們所不瞭解的臺灣。不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不是羅大佑的歌，不是侯孝賢的電影，朱天文的小說，更不是周杰倫蔡依林。
還處在草創階段的中國同志儘管覺得遙不可及，卻好像看到了未來，深受鼓舞。而我那一刻才認真地想到，這是一個已經實現了民主的地方，你可以上街遊行，而社會運動，在臺灣似乎有不同的含義，那又是什麼？
10月底，為這些好奇心驅使，經歷了複雜曲折的簽證程式，我到達了臺灣。七天時間內，我在臺北的街頭馬不停蹄，在咖啡館，餐廳，甚至在整形診所，採訪，談話，晚上回到飯店，仍熱情激蕩，必須立刻記下所見所聞才能睡覺。
那時我最大的問題是：臺灣社會是如何改變的？如何從一個威權體制，轉變為民主社會？社會運動到底是什麼？一個從下而上的變化如何發生？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何春蕤說，你問我就問對了。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1988年，在美國讀書的何春蕤回到臺灣，想要觀察臺灣社會的轉型。二十幾年來，她已經形成了一套話語，從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到1980年代之後一波一波的社會運動，工人運動，住宅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同志運動，性工作者運動，她講得波瀾起伏，卻又思慮清晰。權利不是賜予的，不是蔣經國一聲令下，民主從天而降，權利是一點一點鬥爭出來的。在何春蕤看來，所謂“社會運動”，不是一兩個人帶領一群盲目的群眾，而是如何讓群眾變得更有力量，成為運動的主體，“人的轉化就是社會的轉化。”她說。
在另一次採訪中，社會學家夏鑄九把臺北命名為市民社會浮現的城市，“社會”逐漸壯大，與政府平等，市民成為城市的主人，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並且參與改變。在我聽來，比起總統直選制度，這是更了不起的變化。
回到北京後，我坐在辦公室的桌子上，給同事們講述此行。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界對於政治現實十分冷漠，技術思維甚囂塵上，追名逐利是最可能的選擇，潔身自好吟風弄月，做個文藝青年已算好人，還去呼喊改變，不是太傻了嗎？太多的聰明人，也太多的虛無和墮落。可是臺灣之行讓我看到，一種堂堂正正、堅實的熱情是可能的，知識者應該去參與社會，每一個人都應該，而變化是會發生的。我看到了。
不止是我，那次同行的一個男孩，原本只想成為電影導演，在臺灣被“洗腦”，回到北京後，很快成為同志運動的重要組織者。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三
那一次我對臺灣的興趣，還來自另一個命題：文化。
2007年7月，我在北京看到雲門的舞蹈。這是林懷民第一次到北京，雲門舞集展演了之前的許多舞蹈片段。有《紅樓夢》、《白蛇傳》一類的主題搬演，也有像《水月》、《行草》這樣以東方美學的神韻，與現代舞完美融合的舞蹈。而“雲門”一詞，來自《呂氏春秋》，指黃帝時代的舞蹈。我被迷住了。
也是在那前後，我和一些朋友去黃永松的辦公室喝酒。黃永松在1970年代臺灣回歸“鄉土”的運動中，創立《漢聲》雜誌，到各地收集民間美術，1980年代之後，他開始到中國做同樣的工作。近些年，他在臺北和北京之間來回奔波，時間分配一半一半。《漢聲》在北京西壩河的辦公室，有一張很大的實木桌子，平日工作，餐時就是朋友們聚會的地方。
那天在座的還有高信疆。高信疆在1970年代出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于政治高壓下開闢思想爭論的空間，還不能集會結社遊行的時代，那是最重要的戰場。他晚年既已被臺灣遺忘，也無法如他所願，在北京進行媒體革命，徒隱居耳。[2]那天見到他，深藍色棉布對襟大褂，白髮不亂，莊重幽默。聽說他很難約，因為每天晚上被住在臺灣的太太監督要在電話中禱告。
我們問親身經歷、並與同代人促成了臺灣民主變革的高信疆，你覺得中國還有希望嗎？高信疆說，當然有，從歷史來看，只要有六十年的時間休養生息，中華民族就能翻過身來。我們立時增長力氣，多喝了幾杯。
喝醉之後，高信疆和黃永松站起來，高唱陝西小調。唱畢，平日悠易溫和、一派佛氣的黃永松大聲說，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兩個人，帶著某些珍貴的中國傳統人格，溫和堅毅，在大時代中勇於承擔責任，時代過去後，他們仍有瀟灑氣度。這樣的人，我以為只有古書裏才會有。中國的革命年代摧毀了深沉複雜的傳統，物質時代又把共產主義理想嬉笑唾棄，在一個粗俗的社會看到他們，我竟有和歷史重逢的親切與激動。
畫家陳丹青2008年到訪臺灣後，寫下《日常的臺灣》，感慨在大陸消失不見的“溫良恭儉讓”，在臺灣找到了。“我不關心臺灣曾經戒嚴與解嚴，也不關心那裏如今實行的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以我的閱歷和記憶，民主實現之日並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時，世道尤為難測。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會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線之上還是底線之下。”
這是許多人對臺灣的感覺，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大至文化、思想，人們傳說，中華文化在臺灣得到了繼承。
而當時的我在想，我們處在無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當中，如何使中國傳統與外來文化結合，生出真正的“甯馨兒”，是一百多年來未曾止息的文化命題，看起來在臺灣，以雲門、《漢聲》為例，已經有了出色的例證。——這是我帶到臺灣的另一個問題。
可是當我到達臺灣，卻發現這個問題面臨閉合。臺灣正在身份的焦慮當中，“去中國化”轟轟烈烈的進行。站在臺北的街頭，朋友說，再往前是甘肅街，我這個甘肅人大喜：你們還有甘肅街？對啊，臺北很多街道都是中國地名，可是這跟我們到底有什麼關係？朋友說。
在當時的採訪中，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選舉操作的省籍分裂。身為外省人第二代的朱天心最為激烈：我生長在這裏，這是我的城市，為什麼有一天卻要被喊滾出去？她說，我不是在為國民黨權貴抱不平，我在為那些老兵抱不平，他們一生背井離鄉，到老不僅窘迫，而且被嘲笑說很“傻”——為什麼主體意識落成，所有個人的際遇就都不存在了？
聽了許多這樣的故事，我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當我提出問題，很多人也無言以對，因為我所讚賞者，正是對方所要離棄的。
回到北京後所做的文章，其實邏輯混亂，不成樣子。在一篇短文裏，我寫道，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中國無暇攻打臺灣，從而為中華文化留下了小小的喘息空間。蔣介石當年帶走的大批學者，有深厚的國學修養，他們教出的弟子，二戰後出生的一代，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又受英美之風的影響，兩方文化的融合，造就臺灣社會“黃金一代”——林懷民，何春蕤，夏鑄九，張大春，朱家姐妹，等等。我當時未見清晰，也不一定敢講出來的是，大概也就這一代，此後大概不會再有了，因為方向已改變。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的朋友、讀者解釋，臺灣不再是你們想像中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要更複雜，它不僅在政治上就是一個獨立主體，更重要的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已經成為總體認同，很多人不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急於和中國切割開來，更不用說原住民的冷感。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的臺灣朋友講，如果你使用一種語言，卻排除這種語言背後的文化傳統，這不是很矛盾嗎？更何況，中華文化中有很多很棒的東西，你們不要，真的太可惜了。
有一次，一位臺灣朋友在北京和我的同事們一起吃飯，她講起在埃及旅行時被海關官員誤認為是中國國籍，她向對方大叫：我不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滿座寂然。很久之後，其中的一位朋友這樣描述他的感受，你以為我們是一家人，結果人家根本不這麼想。
一方仍在一廂情願，將政治問題（統一或者獨立）與情感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混為一談，也在體量龐大、武力財力占優的自大情緒裏沒有自覺，另一方的抗拒卻是越來越清晰。餐後，臺灣朋友後悔自己太唐突，冒犯了大家的感受，我卻覺得，正像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建交，臺灣破滅了“反攻大陸”的迷夢——真相有一天必將到來。兩者之間的鴻溝之大，值得gogo這樣一次痛哭。
四
2007年之後，我一直熱衷於談論臺灣，希望在各個可能的媒體制作臺灣特輯。有一次，紀錄片導演張釗維問我，你有沒有想過，臺灣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們為什麼要看臺灣特輯？
的確，對於臺灣來說，中國是近在身邊的龐然怪獸，經貿依存度越來越高，與飛彈共同威脅著臺灣的存在，必須要去面對，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呢？
我沒有辦法說，臺灣是一個精彩的地方，值得去瞭解——閱讀已經變得越來越實用。而就我的觀察，大部分中國人對臺灣各有想像，卻不一定真正想要去瞭解。很多人寄託了國家想像和政治情結——唯一一塊沒有被“解放”的土地，有人把它看成華人社會的奇跡——因為它的民主體制，也有很多人如前所述，把它看作中華文化命脈留存之地。無論如何，那是中國大陸的對照。
可是在我看來，臺灣還意味著別的。
我想起2008年3月，藏人在西藏暴亂。4月，許多八零後年輕人在MSN簽名之前加上“紅心”圖示，來標識自己的愛國情緒，反對“西方社會分裂國土的狼子野心”。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的情緒是如何熟練地被政府操縱，但是如此整齊劃一的反應，仍然令我驚訝。我在困惑，他們去過西藏嗎？他們曾經和藏族人交談過嗎？他們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也曾經是其中一員。1996年，中國最紅的一本書叫做《中國可以說不》，我是一個被書中民族主義情緒輕易煽動的讀者。那時候和同學聊起臺灣問題。我憂心忡忡地說，如果現在不能統一，越往後越難，因為老人們還對大陸有感情，可是年輕人一定越來越淡。同學是一心掉進古書的“古墓派”，她的反應很淡漠：那又怎麼樣呢？幹嘛一定要統一？我怒起來：你怎麼這樣想？一時之間卻又想不出不讓她那麼想的理由，突然靈光一現：如果臺灣獨立了，那新疆怎麼辦？西藏怎麼辦？同學不說話了。
過了幾年，我跟同學講，其實獨立也沒有什麼。換她激動起來：如果臺灣獨立了，新疆怎麼辦？西藏怎麼辦？我傻了：你為什麼會這麼想？她說：不是你告訴我的嗎？
差不多同時，我和一位在美國讀書的同學談起臺灣，她給予同樣的答案：如果臺灣獨立了，新疆怎麼辦？西藏怎麼辦？你以為美國是省事的啊？你別天真啦。
時至今日，想起這些對話，我不以為自己天真，也不以為每一個普通的學生——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讀書，有必要去替官員考慮國際戰略問題，那只是我們以大陸為中心、漢族為中心的國土想像。
沒有多少人在乎臺灣人怎麼想，西藏人怎麼想，新疆人怎麼想，只是歷史敍述告訴我們，自秦以來，統一集權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版圖大是好的，征服是好的，而我們，處於這個好的中心。
2009年，我參與音樂家朱哲琴的工作組，去邊疆地區採集民族音樂。常常花幾個小時驅車到大山裏，聽幾百年、上千年來流傳的歌聲，詫異身為漢族的我，從來不知道這些美麗的文化，再看他們幾乎被漢化、實則全球化了的日常生活，深感多樣文化的被毀滅，是我們所有人之禍。
7月，我們到達新疆。在去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路上，聽說烏魯木齊發生了維漢仇殺事件。之後翻越天山山脈一路南行，恐懼、憤怒、不解越來越深地捲入工作團隊，像一個逃亡的隊伍。
當我回到北京，發現人們對此事並不關心，它的影響不超過一個新聞標題，儘管近兩百人死去，一千多人受傷，儘管我的朋友們多半供職媒體，對於獨裁體制、民生艱辛自有該有的政治判斷。我向他們解釋新疆見聞，講到當地吏治貪腐嚴酷，無論維漢回都十分痛恨，朋友說，對啊！我們石首[3]人民也這樣啊！某個程度上，我同意他所說，可是把問題歸結於政權，看起來是越來越安全，越正確，可是身為漢族人，作為中國文化、經濟、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又怎能無視文化的強勢同化，歷史上的壓迫、掠奪，甚至屠殺？
在拉薩，我們邀請強巴喇嘛帶我們參觀布達拉宮。他推掉早已安排好的“林卡”（意為郊遊），為我們一一解說。結束之後，他帶我們到他所在的沙拉寺喝奶茶。2008年3月以來，武警進駐沙拉寺，人身控制很嚴。強巴喇嘛一直以來最大的願望是去印度走釋迦牟尼之路，可是政府不發給他護照。他離開拉薩想回家鄉，卻在公路被關卡攔截，不許通過——那些天只要是黝黑藏人相貌，都會被盤查，漢人則不用，“是我的土地，我的家，為什麼不許我通過？你說是嗎？”
當日我無法回答這個善良、智慧的喇嘛，今日我說，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如何看待臺灣，如何看待西藏，如何看待新疆，意味著如何能從幾百年來受苦受難的悲情意識，與突然迸發的自大傲慢——這兩種情緒毫無規律可循的交替中解放出來，願意去看見、理解他人，真正成為開放、健康的人；也意味著我們是不是能放下虛妄的國家想像，“大國夢”，放下強/弱，大/小對比、成王敗寇的功利與奴性思維，真正平等對待不同民族和文化，也平等對待自身內部的成員；如果不是這樣，不過是一輪又一輪的暴政輪回。
這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紹文說，我理解原住民藝術家們的冷感，或者說是敵意，這敵意來自兩個層次，一層是過去幾百年來漢人對原住民的欺壓，另一層中國對臺灣的威壓。我尊重這樣的敵意，它來自受傷的民族意識，而一經覺醒，就有可能復蘇。
五
從台東回到臺北，參加了“秋鬥”——由臺灣工人運動傳統而來的遊行。年輕人站在宣傳車上高喊慷慨激昂的口號，讓我想起我們的某個年代。一輛宣傳車上赫然寫著“實現社會主義”，嚇了我一跳，後來才知道原本想寫“實現社會正義”，結果寫錯了字。
我在遊行隊伍裏不停看到朋友，也被介紹新的朋友，臺灣於我，有了更深的情感牽絆。沒有了上一次上天入地，想要把這座城市翻遍的強烈好奇心，坐在台大附近的咖啡館，溫潤，閒散，只想一直坐下去。
和1980年代末、1990年代相比，臺灣社會運動處於低潮。也就在這個時候，一本記錄二十年來臺灣社會運動歷史的書《秩序繽紛的年代》出版。書的副標題是《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編者在導言中指出，這本書不是懷舊之作，這一趟歷史導讀，也是幫助自己看清楚未來的挑戰和方向。“如果中國是19世紀崛起的大德意志國，那麼，如何讓臺灣在戰略位置上成為荷蘭和比利時（位居強權間的戰略要地），而不是捷克與奧地利（德國的囊中物），可能是未來最關鍵的命題。”
書中最後一章《第三種中國想像》，作者吳介民梳理了自己對中國的觀察，提出臺灣國內政治依然擺蕩著擁抱大陸與排拒中國的兩頭，此時的釜底抽薪之計是，逆向思考，反守為功，經營民主與社運的“價值高地”，以爭取泛華人社會的“文化領導權”。
文章的結尾處，作者寫道：“臺灣歷史中，有無數人為了追求美好而民主的生活付出了代價。前人的付出，換來我們這代人的幸福安逸。但是，臺灣社會不可能永恆偏安於世界的一隅。我們的生活也不可能凍結在目前的時空。臺灣要在下一輪民主盛世中站穩腳步，前提是，以人類社會為尺度，貢獻臺灣自在而獨特的價值。換言之，就是將臺灣社會的價值，置入普世價值的視域：我們不必過度放大自己歷史命運的特殊性；臺灣人民過去與當前正在經歷的苦楚，曾經得到世界人權工作者的關照和守衛，同樣的，民主化之後的臺灣，除了努力保全自己民主生活的果實，還須思考如何回饋世界。
“把這個問題意識帶回兩岸關係的思索。中國的成就，是人類的成就；中國的腐敗與罪惡，是人類的腐敗罪惡；中國的苦楚與難題，也是人類的普遍困境。這是普世的真正意義。倘若我們無法從過度特殊化的視野中解放出來，就難以瞭解面對‘霸權中國’所需要的、不卑不亢的從容氣質，將要從何而生。臺灣社會需要認真思考，面對‘經略中國’這個歷史課題。……經略中國要從社會運動這個價值高地入手。社會運動是實踐的場域，目的是促成中國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中國可以借道同屬華人社會的臺灣，進入世界公民社會之列。這正是臺灣可以貢獻於華人社會文藝復興之處；這也是我提出呼喚的，臺灣積極爭取華人公民社會文化領導權的切入點。”
開始讀這本書時，我已回到北京，不可思議的新聞接踵而來，讓人如魯迅所說，懷疑自己所居是否人世。越來越多的人自焚以保衛家園，而無論老幼，只要握有一點小權力，就變得不可一世。回想在臺灣的日子，像一場夢一樣。
我在不同的場合，阻止朋友們說出“反正都要統一的”，“都是中國人”這樣的話。有人說，你這個台獨分子。我說，就現在這個中國，還是不要把任何人拉進來受苦了吧。
隨後我覺得一陣心酸。若別人不該受苦，那麼，難道只因為我生在中國，生在這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任意一個偶然的點上，我就註定要承受不自由、不平等，我的父輩、我的同輩，我的下一輩，都要作為一個渺小、而沒有尊嚴的個體，就命定要被權力碾過，也只能看著未來往更壞的地方沉淪？同時還要被評判，被推拒，被拒絕理解，被看作這個龐大機器的一個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的複雜體？
因此我讀到《第三種中國想像》時十分驚喜，那不僅在於我再次看到了自信開闊的氣度，也是因為，那是我期待的坦誠的對話，同情的理解，讓我們從“人”的境遇出發，真正的結盟。我已是臺灣以社會運動“反攻”的受益者，又有何理由不相信新的道路？
我想，我們大概是生活在一個理想都不會實現的年代。時代在變壞，也許會越來越壞。我們所做的努力，在權力面前往往像螳臂擋車。是什麼讓我們還堅持在此生執著？是一些不得不為之的執拗信念，還有彼此深深的連結與支持，是知道你也在那裏的踏實——那帶來的力量無與倫比。
[1]同志，此處指同性戀的代稱，以下同。
[2]高信疆於2009年5月5日在臺北去世。
[3]指2009年6月，湖北市石首市民眾不服警局對永隆大酒店墜屍案的處理方式，雙方對抗升級，政府動用武警及防暴車，一度有7萬民眾與員警對峙。
一
11月初，東北季風已到達台東。傍晚細雨過後，我們騎摩托車下山，來到都蘭糖廠。
都蘭是台東一個只有一條街的小鎮，停在美麗的臺灣東部海岸線。聽說糖業興盛時期，都蘭糖廠曾是全臺灣紅糖產量最大的民營糖廠，紅糖濃甜的味道和濕潤的海風混溶，充盈小鎮。糖業沒落後，都蘭糖廠在1991年停產。再過十多年，許多原住民藝術家離開都市，移居都蘭，廢棄的廠房被改建成為藝術空間和聚會場所。每週六，糖廠咖啡館都有原住民歌手的演出，常常熱鬧到夜深。
那個傍晚，原住民藝術家們在聚餐。三三兩兩的人們端著盤子、碗、鍋子，走進咖啡館的院子。夜色黑下來，燈亮了，院子中間的大桌子上，放滿各種盛菜的容器。周圍或坐或站，大約有十多人。大部分人膚色黝黑，輪廓很深（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原住民的典型相貌）。氣氛歡快、自由，常常爆發出笑聲。像紹文所介紹的，臺灣的原住民很幽默，喜歡開玩笑，尤其是東海岸的原住民。
穿著暗花長裙、身形如山、聲音如大提琴一般的原住民歌手巴奈，請每一個人跟大家介紹自己帶來的菜色。紹文指著桌子那邊另一個身形如山、穿著深紅色長袍、束發的男子說，那是巴奈的愛人那布。
輪到我們了，紹文，我的臺灣朋友、此行嚮導，聽起來有點底氣不足：我叫紹文，我帶了幾位大陸朋友過來……這時，那布打斷他問道：大陸？哪個大陸？美洲大陸還是非洲大陸？還是中國大陸？要說清楚嘛。
紹文結巴了一下：嗯，中國大陸。接下來的話，他更是虛弱：她們有從甘肅來的，也有黑龍江的，廣西的……她們這次特別跟我說，不想一直待在臺北，想要來原住民的部落，想來台東，聽原住民朋友唱歌，所以我才帶她們來這裏……
我聽得懂這段對話背後的含義：中國/大陸，這樣的稱謂，本身就意味著對兩岸關係的不同理解；即使我們大部分人都住在北京，紹文依然強調我們各自的原籍，因為邊疆身份能夠淡化“北京”的政治涵義；而最後那段話，當然更是特地示好。
我順著紹文的話，繼續示好。話音落處，滿桌無聲，那布突然笑了，露出被檳榔染紅的牙齒：祖國大陸來的嘛！您辛苦了！
這次一起去臺灣的朋友，是在中國各地女同志[1]組織的志願者，到世新大學參加兩岸同志口述歷史座談會，之後到台東旅行。她們中的絕大部分是第一次來臺灣，對臺灣懷著各自的想像，但是基本上對這樣的反應，有些不知所措。
和在臺北時不一樣，那天的晚餐終結於幾乎完全的相互漠然。一方面，原住民朋友們有自己的議題，晚餐後，他們聚集在一起，觀看一部關於美麗灣大飯店的紀錄片，抗議東海岸被政府交付財團開發；另一方面，我們待在山上民宿連續幾天無法上網，此刻搜索到無線網路，各自拿著手機悶頭瘋狂上線，聊QQ看微博，收信回信。弄得既愛原住民、也愛“中國大陸”、期待大家能互相做朋友的紹文在旁邊乾著急。
原住民對中國沒有興趣哪，在原住民部落工作的紹文很發愁地講。到都蘭之前，他跟那布說，要帶幾個大陸的朋友來，那布問，那我要不要掛國旗？當紹文轉述給我們，來自黑龍江的gogo興奮地問，真的？五星紅旗嗎？
我吃了一驚，回頭看gogo，發現她不是在開玩笑。當然是中華民國國旗啊！紹文說。Gogo聽了默不作聲。
在臺灣照例是天天喝酒。兩天后，我們去台東的鐵花村。這裏原來是台鐵的宿舍，現在也已成為一個音樂表演和創意市集的小聚落。夜晚的院子裏，散落著喝酒聊天的人們。酒吧裏傳出民謠歌聲。深夜，演出散了，剛剛認識的朋友們席地而坐，且酒且歌。gogo喝醉了。
我在洗手間找到gogo的時候，發現她在痛哭。我們相識五年，第一次看她哭成這樣。她哭一會兒，打開水龍頭呼呼洗臉，說一會兒話，再哭一會兒。Gogo白皙俊秀，此時本來就不大的眼睛豔腫如桃。
我以為她是想念在北京的女友，她搖頭嗚咽，你看，他們其實並沒有那麼歡迎我們，那天晚上他們說“祖國大陸來的”，其實是在嘲諷……我點頭，當然啊。Gogo是個非常敏感的人，幾天來，我們被臺灣朋友的熱情和善意包圍，她第一次這樣直接地碰到出於兩岸關係的敵意。“可是另一方面”，她說，“我們那兒大部分人，肯定都還是那麼想的，覺得要統一啊，包括我媽，X，她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即使告訴她們，她們也肯定不會理解的，你就覺得，她們是你最親的人，可是你們根本沒辦法溝通……”gogo停了一下，“說是政府和人民分開，你說能分得開嗎？”
gogo哭了一個痛快，我們走出洗手間，繼續喝，繼續唱歌，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但那天她的痛哭，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臺灣朋友用熱情和友善編製的保護層，那一刻被撕破了，兩岸關係，漢人和原住民，那些本質的、卻被我們避而不談的問題被翻開了。
二
“日月潭是我國臺灣省的一個大湖。
“日月潭裏有個小島，把潭分成兩半，一邊像圓圓的太陽，叫‘日潭’，一邊像彎彎的月亮，叫‘月潭’。兩潭湖水相連，像碧綠的大玉盤，小島就像玉盤中的明珠。
“日月潭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水很深。日月潭的周圍是山，山上是茂密的樹林。山林倒映在潭裏，湖光山色，非常美麗。
“我愛美麗的日月潭。我愛祖國的臺灣島。”
這是我在小學二年級學的課文《日月潭》。在當時、以至今天的教學體制下，課文要熟記、背誦，進入潛意識。美麗的日月潭，因此成為中國觀光客在臺灣的第一目的地。而最後一句“祖國的臺灣島”，“祖國”沒有被清晰指出，但通常這個詞，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歷史課本裏，臺灣被描述為先後被荷蘭、日本殖民，1949年蔣介石敗退之地——臺面下的演義，是他被毛澤東打跑。大人們又說，收復了香港是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沒能收復臺灣，卻是他最大的遺憾。
長大之後，看到很多人懷念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那時候有“白色恐怖”、官僚資本，但軍閥槍殺學生之後，還懂得下跪道歉，那時候享有過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在思想論爭中，有人反叛傳統，也有人承繼傳統，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出產了不少了不起的詩人、學者。我們管那段時間叫做“民國時期”，卻不知道中華民國這個政權至今存在，只是偶爾感歎，被革命年代連根拔起的中華傳統文化，還在臺灣。
對於臺灣的印象因歲月而疊加了許多內容，有席捲我們日常生活的流行音樂，偶像劇，娛樂節目，有風格與我們不同的文學、電影，電視節目裏會播放拳腳相加的議會——言下之意是，看，這就是臺灣的民主——但是，我們總歸血濃於水，同文同種。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中國如一只雄雞，臺灣和海南島，是雄雞的兩隻腳。
2007年，帶著這些模糊的想像，我碰到了第一批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的臺灣人。
那時我經歷累年累月，艱難接受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戀的事實，並且非常緩慢地意識到，性身份不只是私人身份，而且是社會身份。我開始投身一些和同性戀相關的活動，卻又心存懷疑。幾十年的革命運動，讓人們政治冷感，很怕被權力播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以為獨善其身，在貧瘠的土地上孜孜于文化重建，這才是我的使命，組織、活動（那時我還不會使用運動這個詞），它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7月，在這種半心半意的心情中，我去珠海參加了一個華人拉拉志願者培訓營，這個集結了兩岸三地、北美的華人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的營隊，歷時四天，成為中國女同性戀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對於中國的志願者來說，第一個震撼就來自臺灣。在分享各地區同志運動的狀況時，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播放了一個關於臺北同志遊行的短片，從2003年開始，臺北每年都會舉辦同性戀大遊行，短片結束時，在張惠妹的歌聲中，象徵多元性傾向的彩虹旗升起在市政府前。
一同觀看的很多人，和我同樣震驚。有人流淚了。在我們策劃一次會議還要偷偷摸摸精心選址的時候，臺灣已經連續五年舉辦同性戀遊行，市政府不僅“批准”，而且撥款，上街的人數從兩千漸至萬人。一個戴鐐銬的人看見身體舒展自如的人，難免羡慕，並且為“自由”果真存在而震驚和興奮。這是我們所不瞭解的臺灣。不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不是羅大佑的歌，不是侯孝賢的電影，朱天文的小說，更不是周杰倫蔡依林。
還處在草創階段的中國同志儘管覺得遙不可及，卻好像看到了未來，深受鼓舞。而我那一刻才認真地想到，這是一個已經實現了民主的地方，你可以上街遊行，而社會運動，在臺灣似乎有不同的含義，那又是什麼？
10月底，為這些好奇心驅使，經歷了複雜曲折的簽證程式，我到達了臺灣。七天時間內，我在臺北的街頭馬不停蹄，在咖啡館，餐廳，甚至在整形診所，採訪，談話，晚上回到飯店，仍熱情激蕩，必須立刻記下所見所聞才能睡覺。
那時我最大的問題是：臺灣社會是如何改變的？如何從一個威權體制，轉變為民主社會？社會運動到底是什麼？一個從下而上的變化如何發生？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何春蕤說，你問我就問對了。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1988年，在美國讀書的何春蕤回到臺灣，想要觀察臺灣社會的轉型。二十幾年來，她已經形成了一套話語，從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到1980年代之後一波一波的社會運動，工人運動，住宅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同志運動，性工作者運動，她講得波瀾起伏，卻又思慮清晰。權利不是賜予的，不是蔣經國一聲令下，民主從天而降，權利是一點一點鬥爭出來的。在何春蕤看來，所謂“社會運動”，不是一兩個人帶領一群盲目的群眾，而是如何讓群眾變得更有力量，成為運動的主體，“人的轉化就是社會的轉化。”她說。
在另一次採訪中，社會學家夏鑄九把臺北命名為市民社會浮現的城市，“社會”逐漸壯大，與政府平等，市民成為城市的主人，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並且參與改變。在我聽來，比起總統直選制度，這是更了不起的變化。
回到北京後，我坐在辦公室的桌子上，給同事們講述此行。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界對於政治現實十分冷漠，技術思維甚囂塵上，追名逐利是最可能的選擇，潔身自好吟風弄月，做個文藝青年已算好人，還去呼喊改變，不是太傻了嗎？太多的聰明人，也太多的虛無和墮落。可是臺灣之行讓我看到，一種堂堂正正、堅實的熱情是可能的，知識者應該去參與社會，每一個人都應該，而變化是會發生的。我看到了。
不止是我，那次同行的一個男孩，原本只想成為電影導演，在臺灣被“洗腦”，回到北京後，很快成為同志運動的重要組織者。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三
那一次我對臺灣的興趣，還來自另一個命題：文化。
2007年7月，我在北京看到雲門的舞蹈。這是林懷民第一次到北京，雲門舞集展演了之前的許多舞蹈片段。有《紅樓夢》、《白蛇傳》一類的主題搬演，也有像《水月》、《行草》這樣以東方美學的神韻，與現代舞完美融合的舞蹈。而“雲門”一詞，來自《呂氏春秋》，指黃帝時代的舞蹈。我被迷住了。
也是在那前後，我和一些朋友去黃永松的辦公室喝酒。黃永松在1970年代臺灣回歸“鄉土”的運動中，創立《漢聲》雜誌，到各地收集民間美術，1980年代之後，他開始到中國做同樣的工作。近些年，他在臺北和北京之間來回奔波，時間分配一半一半。《漢聲》在北京西壩河的辦公室，有一張很大的實木桌子，平日工作，餐時就是朋友們聚會的地方。
那天在座的還有高信疆。高信疆在1970年代出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于政治高壓下開闢思想爭論的空間，還不能集會結社遊行的時代，那是最重要的戰場。他晚年既已被臺灣遺忘，也無法如他所願，在北京進行媒體革命，徒隱居耳。[2]那天見到他，深藍色棉布對襟大褂，白髮不亂，莊重幽默。聽說他很難約，因為每天晚上被住在臺灣的太太監督要在電話中禱告。
我們問親身經歷、並與同代人促成了臺灣民主變革的高信疆，你覺得中國還有希望嗎？高信疆說，當然有，從歷史來看，只要有六十年的時間休養生息，中華民族就能翻過身來。我們立時增長力氣，多喝了幾杯。
喝醉之後，高信疆和黃永松站起來，高唱陝西小調。唱畢，平日悠易溫和、一派佛氣的黃永松大聲說，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兩個人，帶著某些珍貴的中國傳統人格，溫和堅毅，在大時代中勇於承擔責任，時代過去後，他們仍有瀟灑氣度。這樣的人，我以為只有古書裏才會有。中國的革命年代摧毀了深沉複雜的傳統，物質時代又把共產主義理想嬉笑唾棄，在一個粗俗的社會看到他們，我竟有和歷史重逢的親切與激動。
畫家陳丹青2008年到訪臺灣後，寫下《日常的臺灣》，感慨在大陸消失不見的“溫良恭儉讓”，在臺灣找到了。“我不關心臺灣曾經戒嚴與解嚴，也不關心那裏如今實行的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以我的閱歷和記憶，民主實現之日並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時，世道尤為難測。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會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線之上還是底線之下。”
這是許多人對臺灣的感覺，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大至文化、思想，人們傳說，中華文化在臺灣得到了繼承。
而當時的我在想，我們處在無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當中，如何使中國傳統與外來文化結合，生出真正的“甯馨兒”，是一百多年來未曾止息的文化命題，看起來在臺灣，以雲門、《漢聲》為例，已經有了出色的例證。——這是我帶到臺灣的另一個問題。
可是當我到達臺灣，卻發現這個問題面臨閉合。臺灣正在身份的焦慮當中，“去中國化”轟轟烈烈的進行。站在臺北的街頭，朋友說，再往前是甘肅街，我這個甘肅人大喜：你們還有甘肅街？對啊，臺北很多街道都是中國地名，可是這跟我們到底有什麼關係？朋友說。
在當時的採訪中，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選舉操作的省籍分裂。身為外省人第二代的朱天心最為激烈：我生長在這裏，這是我的城市，為什麼有一天卻要被喊滾出去？她說，我不是在為國民黨權貴抱不平，我在為那些老兵抱不平，他們一生背井離鄉，到老不僅窘迫，而且被嘲笑說很“傻”——為什麼主體意識落成，所有個人的際遇就都不存在了？
聽了許多這樣的故事，我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當我提出問題，很多人也無言以對，因為我所讚賞者，正是對方所要離棄的。
回到北京後所做的文章，其實邏輯混亂，不成樣子。在一篇短文裏，我寫道，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中國無暇攻打臺灣，從而為中華文化留下了小小的喘息空間。蔣介石當年帶走的大批學者，有深厚的國學修養，他們教出的弟子，二戰後出生的一代，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又受英美之風的影響，兩方文化的融合，造就臺灣社會“黃金一代”——林懷民，何春蕤，夏鑄九，張大春，朱家姐妹，等等。我當時未見清晰，也不一定敢講出來的是，大概也就這一代，此後大概不會再有了，因為方向已改變。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的朋友、讀者解釋，臺灣不再是你們想像中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要更複雜，它不僅在政治上就是一個獨立主體，更重要的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已經成為總體認同，很多人不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急於和中國切割開來，更不用說原住民的冷感。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的臺灣朋友講，如果你使用一種語言，卻排除這種語言背後的文化傳統，這不是很矛盾嗎？更何況，中華文化中有很多很棒的東西，你們不要，真的太可惜了。
有一次，一位臺灣朋友在北京和我的同事們一起吃飯，她講起在埃及旅行時被海關官員誤認為是中國國籍，她向對方大叫：我不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滿座寂然。很久之後，其中的一位朋友這樣描述他的感受，你以為我們是一家人，結果人家根本不這麼想。
一方仍在一廂情願，將政治問題（統一或者獨立）與情感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混為一談，也在體量龐大、武力財力占優的自大情緒裏沒有自覺，另一方的抗拒卻是越來越清晰。餐後，臺灣朋友後悔自己太唐突，冒犯了大家的感受，我卻覺得，正像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建交，臺灣破滅了“反攻大陸”的迷夢——真相有一天必將到來。兩者之間的鴻溝之大，值得gogo這樣一次痛哭。
四
2007年之後，我一直熱衷於談論臺灣，希望在各個可能的媒體制作臺灣特輯。有一次，紀錄片導演張釗維問我，你有沒有想過，臺灣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們為什麼要看臺灣特輯？
的確，對於臺灣來說，中國是近在身邊的龐然怪獸，經貿依存度越來越高，與飛彈共同威脅著臺灣的存在，必須要去面對，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呢？
我沒有辦法說，臺灣是一個精彩的地方，值得去瞭解——閱讀已經變得越來越實用。而就我的觀察，大部分中國人對臺灣各有想像，卻不一定真正想要去瞭解。很多人寄託了國家想像和政治情結——唯一一塊沒有被“解放”的土地，有人把它看成華人社會的奇跡——因為它的民主體制，也有很多人如前所述，把它看作中華文化命脈留存之地。無論如何，那是中國大陸的對照。
可是在我看來，臺灣還意味著別的。
我想起2008年3月，藏人在西藏暴亂。4月，許多八零後年輕人在MSN簽名之前加上“紅心”圖示，來標識自己的愛國情緒，反對“西方社會分裂國土的狼子野心”。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的情緒是如何熟練地被政府操縱，但是如此整齊劃一的反應，仍然令我驚訝。我在困惑，他們去過西藏嗎？他們曾經和藏族人交談過嗎？他們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也曾經是其中一員。1996年，中國最紅的一本書叫做《中國可以說不》，我是一個被書中民族主義情緒輕易煽動的讀者。那時候和同學聊起臺灣問題。我憂心忡忡地說，如果現在不能統一，越往後越難，因為老人們還對大陸有感情，可是年輕人一定越來越淡。同學是一心掉進古書的“古墓派”，她的反應很淡漠：那又怎麼樣呢？幹嘛一定要統一？我怒起來：你怎麼這樣想？一時之間卻又想不出不讓她那麼想的理由，突然靈光一現：如果臺灣獨立了，那新疆怎麼辦？西藏怎麼辦？同學不說話了。
過了幾年，我跟同學講，其實獨立也沒有什麼。換她激動起來：如果臺灣獨立了，新疆怎麼辦？西藏怎麼辦？我傻了：你為什麼會這麼想？她說：不是你告訴我的嗎？
差不多同時，我和一位在美國讀書的同學談起臺灣，她給予同樣的答案：如果臺灣獨立了，新疆怎麼辦？西藏怎麼辦？你以為美國是省事的啊？你別天真啦。
時至今日，想起這些對話，我不以為自己天真，也不以為每一個普通的學生——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讀書，有必要去替官員考慮國際戰略問題，那只是我們以大陸為中心、漢族為中心的國土想像。
沒有多少人在乎臺灣人怎麼想，西藏人怎麼想，新疆人怎麼想，只是歷史敍述告訴我們，自秦以來，統一集權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版圖大是好的，征服是好的，而我們，處於這個好的中心。
2009年，我參與音樂家朱哲琴的工作組，去邊疆地區採集民族音樂。常常花幾個小時驅車到大山裏，聽幾百年、上千年來流傳的歌聲，詫異身為漢族的我，從來不知道這些美麗的文化，再看他們幾乎被漢化、實則全球化了的日常生活，深感多樣文化的被毀滅，是我們所有人之禍。
7月，我們到達新疆。在去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路上，聽說烏魯木齊發生了維漢仇殺事件。之後翻越天山山脈一路南行，恐懼、憤怒、不解越來越深地捲入工作團隊，像一個逃亡的隊伍。
當我回到北京，發現人們對此事並不關心，它的影響不超過一個新聞標題，儘管近兩百人死去，一千多人受傷，儘管我的朋友們多半供職媒體，對於獨裁體制、民生艱辛自有該有的政治判斷。我向他們解釋新疆見聞，講到當地吏治貪腐嚴酷，無論維漢回都十分痛恨，朋友說，對啊！我們石首[3]人民也這樣啊！某個程度上，我同意他所說，可是把問題歸結於政權，看起來是越來越安全，越正確，可是身為漢族人，作為中國文化、經濟、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又怎能無視文化的強勢同化，歷史上的壓迫、掠奪，甚至屠殺？
在拉薩，我們邀請強巴喇嘛帶我們參觀布達拉宮。他推掉早已安排好的“林卡”（意為郊遊），為我們一一解說。結束之後，他帶我們到他所在的沙拉寺喝奶茶。2008年3月以來，武警進駐沙拉寺，人身控制很嚴。強巴喇嘛一直以來最大的願望是去印度走釋迦牟尼之路，可是政府不發給他護照。他離開拉薩想回家鄉，卻在公路被關卡攔截，不許通過——那些天只要是黝黑藏人相貌，都會被盤查，漢人則不用，“是我的土地，我的家，為什麼不許我通過？你說是嗎？”
當日我無法回答這個善良、智慧的喇嘛，今日我說，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如何看待臺灣，如何看待西藏，如何看待新疆，意味著如何能從幾百年來受苦受難的悲情意識，與突然迸發的自大傲慢——這兩種情緒毫無規律可循的交替中解放出來，願意去看見、理解他人，真正成為開放、健康的人；也意味著我們是不是能放下虛妄的國家想像，“大國夢”，放下強/弱，大/小對比、成王敗寇的功利與奴性思維，真正平等對待不同民族和文化，也平等對待自身內部的成員；如果不是這樣，不過是一輪又一輪的暴政輪回。
這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紹文說，我理解原住民藝術家們的冷感，或者說是敵意，這敵意來自兩個層次，一層是過去幾百年來漢人對原住民的欺壓，另一層中國對臺灣的威壓。我尊重這樣的敵意，它來自受傷的民族意識，而一經覺醒，就有可能復蘇。
五
從台東回到臺北，參加了“秋鬥”——由臺灣工人運動傳統而來的遊行。年輕人站在宣傳車上高喊慷慨激昂的口號，讓我想起我們的某個年代。一輛宣傳車上赫然寫著“實現社會主義”，嚇了我一跳，後來才知道原本想寫“實現社會正義”，結果寫錯了字。
我在遊行隊伍裏不停看到朋友，也被介紹新的朋友，臺灣於我，有了更深的情感牽絆。沒有了上一次上天入地，想要把這座城市翻遍的強烈好奇心，坐在台大附近的咖啡館，溫潤，閒散，只想一直坐下去。
和1980年代末、1990年代相比，臺灣社會運動處於低潮。也就在這個時候，一本記錄二十年來臺灣社會運動歷史的書《秩序繽紛的年代》出版。書的副標題是《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編者在導言中指出，這本書不是懷舊之作，這一趟歷史導讀，也是幫助自己看清楚未來的挑戰和方向。“如果中國是19世紀崛起的大德意志國，那麼，如何讓臺灣在戰略位置上成為荷蘭和比利時（位居強權間的戰略要地），而不是捷克與奧地利（德國的囊中物），可能是未來最關鍵的命題。”
書中最後一章《第三種中國想像》，作者吳介民梳理了自己對中國的觀察，提出臺灣國內政治依然擺蕩著擁抱大陸與排拒中國的兩頭，此時的釜底抽薪之計是，逆向思考，反守為功，經營民主與社運的“價值高地”，以爭取泛華人社會的“文化領導權”。
文章的結尾處，作者寫道：“臺灣歷史中，有無數人為了追求美好而民主的生活付出了代價。前人的付出，換來我們這代人的幸福安逸。但是，臺灣社會不可能永恆偏安於世界的一隅。我們的生活也不可能凍結在目前的時空。臺灣要在下一輪民主盛世中站穩腳步，前提是，以人類社會為尺度，貢獻臺灣自在而獨特的價值。換言之，就是將臺灣社會的價值，置入普世價值的視域：我們不必過度放大自己歷史命運的特殊性；臺灣人民過去與當前正在經歷的苦楚，曾經得到世界人權工作者的關照和守衛，同樣的，民主化之後的臺灣，除了努力保全自己民主生活的果實，還須思考如何回饋世界。
“把這個問題意識帶回兩岸關係的思索。中國的成就，是人類的成就；中國的腐敗與罪惡，是人類的腐敗罪惡；中國的苦楚與難題，也是人類的普遍困境。這是普世的真正意義。倘若我們無法從過度特殊化的視野中解放出來，就難以瞭解面對‘霸權中國’所需要的、不卑不亢的從容氣質，將要從何而生。臺灣社會需要認真思考，面對‘經略中國’這個歷史課題。……經略中國要從社會運動這個價值高地入手。社會運動是實踐的場域，目的是促成中國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中國可以借道同屬華人社會的臺灣，進入世界公民社會之列。這正是臺灣可以貢獻於華人社會文藝復興之處；這也是我提出呼喚的，臺灣積極爭取華人公民社會文化領導權的切入點。”
開始讀這本書時，我已回到北京，不可思議的新聞接踵而來，讓人如魯迅所說，懷疑自己所居是否人世。越來越多的人自焚以保衛家園，而無論老幼，只要握有一點小權力，就變得不可一世。回想在臺灣的日子，像一場夢一樣。
我在不同的場合，阻止朋友們說出“反正都要統一的”，“都是中國人”這樣的話。有人說，你這個台獨分子。我說，就現在這個中國，還是不要把任何人拉進來受苦了吧。
隨後我覺得一陣心酸。若別人不該受苦，那麼，難道只因為我生在中國，生在這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任意一個偶然的點上，我就註定要承受不自由、不平等，我的父輩、我的同輩，我的下一輩，都要作為一個渺小、而沒有尊嚴的個體，就命定要被權力碾過，也只能看著未來往更壞的地方沉淪？同時還要被評判，被推拒，被拒絕理解，被看作這個龐大機器的一個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的複雜體？
因此我讀到《第三種中國想像》時十分驚喜，那不僅在於我再次看到了自信開闊的氣度，也是因為，那是我期待的坦誠的對話，同情的理解，讓我們從“人”的境遇出發，真正的結盟。我已是臺灣以社會運動“反攻”的受益者，又有何理由不相信新的道路？
我想，我們大概是生活在一個理想都不會實現的年代。時代在變壞，也許會越來越壞。我們所做的努力，在權力面前往往像螳臂擋車。是什麼讓我們還堅持在此生執著？是一些不得不為之的執拗信念，還有彼此深深的連結與支持，是知道你也在那裏的踏實——那帶來的力量無與倫比。
[1]同志，此處指同性戀的代稱，以下同。
[2]高信疆於2009年5月5日在臺北去世。
[3]指2009年6月，湖北市石首市民眾不服警局對永隆大酒店墜屍案的處理方式，雙方對抗升級，政府動用武警及防暴車，一度有7萬民眾與員警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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