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角七號大賣之後，台灣電影彷彿谷底反彈，開始有愈來愈多人進戲院捧場，台灣電影有了賺錢的可能，電影院放映的意願增加，投入電影產業的資金與人力也增加，好電影得以出現，更能吸引觀影人口，形成良性循環。甚至到了去年，金馬獎還喊出「國片復興年」的口號。然而，這個口號不僅反應對現在國片的樂觀態度，同時也反映出過去社會的看法，認為國片非常低迷。
國片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乏人問津，但到底「那些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多數人不是非常有概念。我最常聽到國片的刻板印象，就是以前台灣「只」拍藝術片，曲高和寡，拍片只是為了出國競賽，根本不理會台灣票房。國片的確在九十年代出現一個很弔詭的現象，台灣出品的電影在國際影展幾乎是有參展即得獎，但在台灣卻無人聞問，這種只以藝術形式為重的電影成功塑造台灣在電影史上的地位，卻完全犧牲掉票房的作法，顯然成為台灣人（乃至於香港人）對當時國片唯一的印象。
這種說法固然沒錯，但只講了一半。台灣在九十年代仍然在拍商業片，而且還不乏有成功的，但不知怎麼，卻彷彿完全從多數人的腦子裡消失。我認為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因為我們分辨不出來那是「台灣電影」，又或者說，當時的商業電影，沒有純粹是「台灣製造」的，很多是港台合資，或是用香港的團隊。像當年的「四小天王」、郝劭文、釋小龍所拍的電影，看起來頗像港片，實則是台灣導演、台灣資金，只是在題材和設定上故意以香港為主，著重在香港的票房收益，讓台灣人誤以為是港片。仔細一想，這類片子實在不乏其數，但因為跟原汁原味的香港電影混雜在一起，又抄襲港片的故事與橋段，像是製作不精的B級片，只求圖君一哂，別無他用，所以看過就忘。在這種寄託香港市場的畸形策略下，台灣的商業電影自然離台灣人愈來愈遠，當香港電影也衰落後，最先受到衝擊而消失。於是我們就以為台灣沒有商業片，實則都隱藏在香港皇家警察、英女王像、教會學校、香港車牌充斥的銀幕畫面後。
而且台灣人不知為什麼，總認為「藝術片」與「商業片」一定涇渭分明，彷彿「藝術片」一定很難懂，而「商業片」一定很庸俗。這種錯覺大概也是九十年代的積累，因為每次提到台灣那時期的電影，一定要提侯孝賢與蔡明亮。但我得說，他們的電影在世界電影史上也可以稱得上是最極端的，拿他們的電影當基準實在太嚴苛了點。而且似乎大家泛論台灣電影，都會有意無意忽略李安，我覺得李安的電影就有兼顧藝術美學與商業需求兩邊的需要（雖說他的電影在美國似乎都被當作藝術片來看），只是他在台灣拍的電影在他所有作品中比重不高，我們就不自覺的將他排除掉，這又是另外一個奇怪的現象。
我大學在上電影史所接觸到的觀點，是台灣電影在七十年代因為瓊瑤片興盛而「墮落」，致使原本台灣所累積出來的電影產業在八十年代後全數移往香港，造成八十年代的衰退，九十年代的真空。可是我後來覺得這種說法不盡公允，早年國語片興盛的時候，台灣跟香港根本就是一個電影市場，既然是同一個，又何來產業轉移之說？我有種看法，國語片在台港兩地，基本上都是架空的文化反映，只是戰前大陸的餘緒，因為兩地的主流語言都不是國語。然而本土既有的台灣台語片遭到打壓而消亡，香港的粵語片卻持續發展，使香港電影的市場基礎與文化脈動的掌握較台灣為勝。當台港兩地都有股新浪潮，試圖用本土的文化和語言，重新向市場訴求時，香港就比台灣來得有利。可以這麼說，就電影的「本土化」過程中，台灣跟香港競爭，香港贏了。所以香港主導華人電影的品味和走向，以港式的粵語文化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乃至於之後的大陸人。
影響所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港片強勢，台灣電影根本無法發展。台灣人不是不看「國片」，我們仍然在看林青霞、王祖賢，只是那是香港的電影。一般觀眾根本不會意識到他們看的是「香港」的還是「台灣」的，因為電影裡總是有港星，總是「香港皇家警察」或「廉政公署」，總是「大圈仔」跟「古惑仔」，完全沒有什麼台灣的影子。饒是如此，台灣人還是看得很開心。
我甚至懷疑，台灣電影之所以可以從谷底反彈，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香港電影沒落。台灣原本一度幾乎跟香港同步，任何奇怪的香港電影都能在台灣上映，包括充滿港式惡趣味的電影，如「鹿鼎大帝（大內密探零零發）」，我一直沒看懂這部片子，直到《我愛周星馳》一書解釋了這部片背後所嘲弄的香港時事，我才恍然大悟──這種只以香港人為觀眾設定的電影居然也賣到台灣，委實不可思議。當時的台灣片商還會特地取台灣人接受的片名，國語配音會認真用台灣人理解的內容取代只有用粵語或香港人才理解的台詞，可見港式風格一度是台灣人看「國片」的要素。曾幾何時（我想約莫就是九七年以後），台灣片商不再全面代理香港的電影，港片退縮成次要的選擇。最明顯莫過於賀歲片，以前台灣都看得到香港賀歲片，但現在台灣不再代理，這一兩年甚至是「艋舺」這種原汁原味的台灣片進了農曆年的黃金檔期。當然，香港人感觸最深的，大概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一片在港創下驚人的票房。這一來一往，似乎可以佐證我的假設。
不過，我覺得台灣電影之所以終於有所起色，最關鍵之處，就是台灣找到屬於自己本土的語彙。這種語彙不再是「藝術」的，像侯孝賢或楊德昌那種，而是更通俗的，更討好觀眾品味的電影語言。我覺得這種新開發出來的電影語言有點粗糙，彷彿台灣人現在才開始認識自己的周遭的社會與文化。但有好過沒有，如果可以持續累積，我相信這個基底，應該會非常厚實，我們就不僅僅有「藝術片」的台灣，更有「商業片」的台灣。
國片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乏人問津，但到底「那些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多數人不是非常有概念。我最常聽到國片的刻板印象，就是以前台灣「只」拍藝術片，曲高和寡，拍片只是為了出國競賽，根本不理會台灣票房。國片的確在九十年代出現一個很弔詭的現象，台灣出品的電影在國際影展幾乎是有參展即得獎，但在台灣卻無人聞問，這種只以藝術形式為重的電影成功塑造台灣在電影史上的地位，卻完全犧牲掉票房的作法，顯然成為台灣人（乃至於香港人）對當時國片唯一的印象。
這種說法固然沒錯，但只講了一半。台灣在九十年代仍然在拍商業片，而且還不乏有成功的，但不知怎麼，卻彷彿完全從多數人的腦子裡消失。我認為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因為我們分辨不出來那是「台灣電影」，又或者說，當時的商業電影，沒有純粹是「台灣製造」的，很多是港台合資，或是用香港的團隊。像當年的「四小天王」、郝劭文、釋小龍所拍的電影，看起來頗像港片，實則是台灣導演、台灣資金，只是在題材和設定上故意以香港為主，著重在香港的票房收益，讓台灣人誤以為是港片。仔細一想，這類片子實在不乏其數，但因為跟原汁原味的香港電影混雜在一起，又抄襲港片的故事與橋段，像是製作不精的B級片，只求圖君一哂，別無他用，所以看過就忘。在這種寄託香港市場的畸形策略下，台灣的商業電影自然離台灣人愈來愈遠，當香港電影也衰落後，最先受到衝擊而消失。於是我們就以為台灣沒有商業片，實則都隱藏在香港皇家警察、英女王像、教會學校、香港車牌充斥的銀幕畫面後。
而且台灣人不知為什麼，總認為「藝術片」與「商業片」一定涇渭分明，彷彿「藝術片」一定很難懂，而「商業片」一定很庸俗。這種錯覺大概也是九十年代的積累，因為每次提到台灣那時期的電影，一定要提侯孝賢與蔡明亮。但我得說，他們的電影在世界電影史上也可以稱得上是最極端的，拿他們的電影當基準實在太嚴苛了點。而且似乎大家泛論台灣電影，都會有意無意忽略李安，我覺得李安的電影就有兼顧藝術美學與商業需求兩邊的需要（雖說他的電影在美國似乎都被當作藝術片來看），只是他在台灣拍的電影在他所有作品中比重不高，我們就不自覺的將他排除掉，這又是另外一個奇怪的現象。
我大學在上電影史所接觸到的觀點，是台灣電影在七十年代因為瓊瑤片興盛而「墮落」，致使原本台灣所累積出來的電影產業在八十年代後全數移往香港，造成八十年代的衰退，九十年代的真空。可是我後來覺得這種說法不盡公允，早年國語片興盛的時候，台灣跟香港根本就是一個電影市場，既然是同一個，又何來產業轉移之說？我有種看法，國語片在台港兩地，基本上都是架空的文化反映，只是戰前大陸的餘緒，因為兩地的主流語言都不是國語。然而本土既有的台灣台語片遭到打壓而消亡，香港的粵語片卻持續發展，使香港電影的市場基礎與文化脈動的掌握較台灣為勝。當台港兩地都有股新浪潮，試圖用本土的文化和語言，重新向市場訴求時，香港就比台灣來得有利。可以這麼說，就電影的「本土化」過程中，台灣跟香港競爭，香港贏了。所以香港主導華人電影的品味和走向，以港式的粵語文化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乃至於之後的大陸人。
影響所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港片強勢，台灣電影根本無法發展。台灣人不是不看「國片」，我們仍然在看林青霞、王祖賢，只是那是香港的電影。一般觀眾根本不會意識到他們看的是「香港」的還是「台灣」的，因為電影裡總是有港星，總是「香港皇家警察」或「廉政公署」，總是「大圈仔」跟「古惑仔」，完全沒有什麼台灣的影子。饒是如此，台灣人還是看得很開心。
我甚至懷疑，台灣電影之所以可以從谷底反彈，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香港電影沒落。台灣原本一度幾乎跟香港同步，任何奇怪的香港電影都能在台灣上映，包括充滿港式惡趣味的電影，如「鹿鼎大帝（大內密探零零發）」，我一直沒看懂這部片子，直到《我愛周星馳》一書解釋了這部片背後所嘲弄的香港時事，我才恍然大悟──這種只以香港人為觀眾設定的電影居然也賣到台灣，委實不可思議。當時的台灣片商還會特地取台灣人接受的片名，國語配音會認真用台灣人理解的內容取代只有用粵語或香港人才理解的台詞，可見港式風格一度是台灣人看「國片」的要素。曾幾何時（我想約莫就是九七年以後），台灣片商不再全面代理香港的電影，港片退縮成次要的選擇。最明顯莫過於賀歲片，以前台灣都看得到香港賀歲片，但現在台灣不再代理，這一兩年甚至是「艋舺」這種原汁原味的台灣片進了農曆年的黃金檔期。當然，香港人感觸最深的，大概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一片在港創下驚人的票房。這一來一往，似乎可以佐證我的假設。
不過，我覺得台灣電影之所以終於有所起色，最關鍵之處，就是台灣找到屬於自己本土的語彙。這種語彙不再是「藝術」的，像侯孝賢或楊德昌那種，而是更通俗的，更討好觀眾品味的電影語言。我覺得這種新開發出來的電影語言有點粗糙，彷彿台灣人現在才開始認識自己的周遭的社會與文化。但有好過沒有，如果可以持續累積，我相信這個基底，應該會非常厚實，我們就不僅僅有「藝術片」的台灣，更有「商業片」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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