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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萌,2012年7月10日,紐約時報中文網(原文連結

如果工業革命發生在中國,歷史將會展現怎樣的情景?史丹佛大學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曾在其著作《西方為何統治至今》中虛構了這樣一段歷史——19世紀中葉,中國炮艦駛入泰晤士河,英國女王乞求向中國進貢,她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被迫出使清廷。事實當然與此截然相反:英軍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沉痛打擊了中國。

如果說可能發生的歷史已如逝水東去,將要到來的歷史還是未定之數。皇帝輪流坐,今天到我家。美國經濟學家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在新著《大預測》中即構想了2021年中國主導全球經濟的一幕。那時中國已經擁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大份額的投票權。為了緩解美國面臨的經濟危機,新任總統不得不與該組織的中國總裁簽下一份協定,在緊急融資三萬億美元的同時,承諾美國將遵循一系列限制條款。薩氏以史家的口吻總結道:“世界主導權的交接儀式業已完成。”

《大預測》英文名為“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天蝕:生活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陰影下)”,中文版在2012年5月出版。在英文版的封面上,奧巴馬總統與胡錦濤主席握手言歡,只不過前者上身前傾三十度,似乎對後者甚為恭敬。薩氏在此書中預測了中美未來二十年,即2030年之前的經濟走勢。據他按照購買力平價推測,2030年中國的比重接近全球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相當於1950年的美國;而美國將只占12%,僅為中國的一半。換句話說,二十年後兩國的經濟地位不僅是伯仲之間的變化,而且中國會取得絕對的經濟優勢。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跌至4.9%,這一預測也不會發生性質上的變化。

薩氏在書中舉出決定經濟表現的六大因素:整體資源、軍事實力、財政實力、外部融資、貿易和貨幣。他在自己構建的“經濟主導指數”中只保留了資源、貿易和外部融資,並認為其餘因素很大程度上由這三項決定。儘管承認軍事實力構成經濟實力的主導因素,他還是以大師的口吻談到:“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或是支撐起二者的,則是經濟。”薩氏同時也強調了經濟力量的政治影響力——經濟不僅為其他權力提供基礎,本身也是一種具有強大獎懲功能的權力。比如,2020年中國的進口額將達到美國的一倍半,那時中國就能夠通過市場准入左右自己的貿易夥伴。

蘇伊士運河事件發生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曾以報復的口氣預言:“英國(在蘇伊士)的行動是一個日漸衰落的強國所做的最後喘息……也許在兩百年之內,美國也會知道當時我們的感受。”

當時美國的國際地位如日中天,它擊敗了兇狠的對手納粹德國,也從老友英國手中完成了權力交接。之後半個世紀,蘇聯在冷戰中被美國拖垮,日本在復興過後也陷於停滯。即便中國和印度兩個東方巨人逐漸蘇醒,山姆大叔難道不會像以前那樣成功應對下一個挑戰者?

幾年前,我曾和一位作家朋友討論過中美關係。他不太相信國外關於中國的樂觀預測,並認為那是西方人“生於憂患”的自我警醒。這的確符合美國學者的自我表述,如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所說:“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美國的歷史是一段自我否定的歷史——一段充滿恐懼和憂慮的歷史。”

然而,麥克米倫的預言也許會早些到來。歷史並不會簡單重複自身,美國的每個挑戰者都有其自身特點。不同於德國、日本和蘇聯,中國擁有比美國大三倍的人口規模。人口眾多長期被認為是中國發展的阻礙因素,可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下,人口也可以轉化為國力優勢。簡單的計算告訴我們,只要中國的人均產值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前者的經濟總量就會大於後者。薩氏甚至聲稱,就購買力平價而言,中國在2010年已經成為最大的經濟體。

一大幫窮人聚在一起,僅僅因為他們的收入總和超過一小幫富人,就意味著前者主導天下嗎?

與之前的世界強權相比,薩氏也承認中國崛起後的一大特徵是“超級而不富裕”,這意味著政府不得不將更多資源用於治安扶貧等國內事務,而少用於軍事和外交支出,更缺乏文化和科技方面的軟實力。可作者為了強調該書主旨,立即想當然地寫下一句:“……2030年,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國同樣可以獲取內部凝聚力、為外部目標調配資源的能力,以及創造值得效仿的民族價值觀和理念。”這種美好願景令國內讀者欣慰,卻表明作者對中國的解讀僅停留在紙面上。

《華爾街日報》稱薩氏為“全球一流經濟學家”,他自然對宏觀統計數字瞭若指掌,卻也容易被這些數字所蒙弊。經濟規模的確重要,可還不足以取得主導地位。產業結構、技術優勢、戰略資源的控制力等因素,都影響著一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薩氏富有洞見地指出,窮國可利用的知識並不因富國增長放慢而減少,比如中國可以持續引進發達國家的現有技術。然而隨著趕超差距縮小,中國企業將逐漸由西方企業的合作者轉為競爭者,後者也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的技術進步未必會像薩氏想像得那樣“很容易傳播和趕超”。就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而論,中美之間的差距在逐漸縮小,然而中國的科技人員依然追隨著西方的前沿研究。除非美國像納粹德國那樣驅逐大批科學家,中國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成為全球科技中心。

即使中國取得經濟主導權,也不必然會擁有美國式的全面霸權。經濟實力是否轉化為軍事實力,取決於一國的戰略謀劃和組織效能。當年荷蘭人身為“海上馬車夫”,富裕程度冠絕歐洲,可還是被英國人搶走手上的生意。在意識形態領域,所謂的“中國模式”尚不足以與西方的發展模式相抗衡。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前者只適用於儒教文化影響下的東亞國家,絕非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如果說大國崛起憑藉“王霸道雜之”,那麼中國的經濟規模僅為兩者提供了必要條件,還不足以捍動美國。

《大預測》以濃重的哀傷筆調描繪了美國未來的衰落態勢。可正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為中國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我們也很難想像中國主導世界之日,即是這一秩序終結之時。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地球上的第一強國。那時希望它並不僅僅完成一次權力交接,而會將人類文明推向全新的繁榮時代。這是筆者更樂於作出的“大預測”。

田方萌是書評人,在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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