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Evan Osnos，2011年12月22日，《紐約客》（原文連結）

哈維爾的文章〈無權力者的權力〉的中心人物是位雜貨店老闆，他掛了一個牌子在櫥窗上，寫著：「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哈維爾疑惑：「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他想要傳達給這個世界什麼？他真的有團結全世界的工人的熱誠嗎？到最後，他做出一個結論，雜貨商的標語反映出雙面人生的悲哀，公眾的口號取代了他個人必須要背負的現實：「我很擔心這種毫無疑問的服從。」雜貨商的沉默忍讓，哈維爾寫道，不過是「在他們所謂『和諧社會』底下確保他們有相對安穩的日子所反映出無數細節中的一小部分。」

十二年後，1990年新年，也就是取消共產制度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舉行總統大選之後，哈維爾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我注意到其中提到具有政治目的的生產，他說：末日政權會有「特殊農場」專門生產天然高品質的食物供他們食用，反而「學校、育幼院和醫院付之闕如」。

中國的讀者對哈維爾針對「特殊農場」的象徵意義會有相當的共鳴。中國有些問題甚至比食物安全性更為深遠，在地溝油醜聞流傳數年之後，螢光豬肉、會致命的嬰兒配方奶等事件，已經讓公眾信任公共利益高於一切的說法打了折扣。去年秋天更出現令人驚駭的消息，中國媒體揭露「特殊農場」的供應線，專門提供高品質的蔬菜、肉類、米飯、茶油等農產品給黨政高層。比如在浙江省，就有四十家「頂級有機農場」專供國土資源廳、水力廳、農業單位，及其他政府部門。（何以我們可以讓這些享用特供食物的公家單位監督一般民生需求？）

歷史上，中共的領導人一直有所謂特供農場，但在1990年代因為不堪輿論批評，似乎因此關閉了。不過顯然他們在這有著空汙煙霾和假牛肉的時間點捲土重來。外國媒體聽到風聲，找到其他只賣給黨政精英，有保全守衛的農場；洛杉磯時報稱那些國有公司因為國宴或國家會議的需要，成為「北京安全食品的搖籃」。還不僅僅是食物而已，幾週之後，我們發現領導人連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這得感謝裝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的兩百台空氣清淨機。之所以消息傳出，是因為供應商在宣傳內容中提到這無上殊榮：「提供清潔、健康的空氣給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是人民之福。」

哈維爾之死在中國可以很容易就被忽視，對千千萬萬掙扎求生的中國人而言，這個時刻實在無足輕重，又怎能埋怨他們呢？然而他的人生對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卻如此強大，具有革命意義，跟他們的想法及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如同部落客兼社會運動人士安替（趙靜）所說的，哈維爾對中國的影響，與其說是告誡，不如說是習慣：「我盡可能活在真實當中，做個正常人。」安替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只有當你過起正常的生活，你才能對抗這個政權久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