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曹雅學，2011年10月1日，Seeing Red in China（原文連結）

2008年奧運的壯觀場面震驚世界之後，中國在2009年10月1日慶祝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周年。古代的中國紀年方式通常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組合來標出年份順序，六十年為一個週期，然後再重新來過。在以前，六十年相當於人的一生。

一萬名軍人排成對伍，踢著正步，隊伍裡每個人都有著同樣高度，同樣身材，同樣體重，同樣髮型和同樣動作，像是複製出來的。在士兵之後，十萬名民眾搭乘六十輛幾乎一樣的花車遊行，上頭有著像是「祖國的進步」、「科學發展」、「輝煌成就」、「美麗繁榮的中國」等標語。另外有十萬人參加天安門廣場的晚會，「人民歌手」唱著「我們的祖國是花園」、「希望的熱土」等歌，從學校還是其他地方來的團體在指定的地點以完美的隊形跳舞，他們大概已經排練了上千次，使他們跟背景的燈光和煙火，看起來就如同機械運轉那樣完美。

當然，我已經離中國很遠了，但在網路上的平行世界，我一樣聽到很多回響。不用說，這一天有很多中國人感到自豪且開心，對他們的國家自豪，對表演感到開心，有些人甚至感動到流淚。對他們而言，國慶更實際的意義是一週以上的假期和規劃活動。有位年輕女性，是北京的研究生，她嘲笑電視裡展示她學校的模樣乖巧的小狗一樣。也有些人冷眼旁觀，「為什麼我們要這種遊行？」「這得花多少稅金？政府可以拿這些錢替人民做多少事？」「這到底是誰在做的？」我偶然發現留言板上，有個網友說，他看了一下電視，隨即就關掉了。「那是他們的慶祝活動，」這個人說，「不是我的。我一點都不想做什麼。」我對此頗有感觸，讓我回想起1984年的國慶日。

那一年中國慶祝35週年，有著類似的閱兵儀式和天安門廣場的晚會。那年夏天，我剛從大學畢業，被派到國務院工作，監督機關內部的行政細節，比如管理紅旗黑頭車的車隊，維持一間診所、一間淋浴間和一間圖書館，專供內部人員使用，安排周末的娛樂，諸如此類。我住在府右街一間複合式的兩層高辦公樓，他隔出一部分供幾位大學剛畢業的人住，我和小李合住一間房，他是剛從杭州商業學院畢業的會計師。故事從一位男子開始，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分發電影票到各個辦公室，一週一次，是我工作處的附屬部門。那些電影票是拿來看「內部電影」，大多數是吵鬧的香港電影，尚未允許上映，只在「內部」禮堂放映。這是在裡面工作的人的特權，辦公室裡每個人（我們只有八個人）每個星期可以有兩張，其他辦公室要不只有一張，要不一張都沒有。很難想像，我從來沒在週末休息時去看過電影，一次都沒有。我所有的票都給了我室友。那時一週還要上六天班，我一心只想離開那地方。

國慶日快到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拿到一章可以在天安門廣場觀覽的票。我給小李看這張票，她目瞪口呆。

「你要去看國慶閱兵？」她簡直不敢相信。

「我不會去。」我毫無興趣。

「什麼？為什麼？」

「我不太喜歡。你要這張票嗎？」

「你…你確定嗎？」小李說，她眼睛死盯著我的票不放。我很意外她這麼想要。小李最初來工作時，她欣喜若狂。她在湘西長大，覺得這一切好的不像真的。但這情緒沒有持續很久，她每天下班回來，都在抱怨她的同事，特別是她的上司，她蔑視官場特有的文化，讓她覺得很煩躁可鄙。我以為她跟我沒什麼兩樣。

我給她票之後，她還問了我幾次「你真的確定嗎？」好確認我真的放棄那張票了。

我通常利用周末和放假的時間跟我男友在一起，他在西郊一個大學工作。為了國慶日節目，他被要求跟幾位學生和年輕教師一起在天安門晚會跳舞，他們為此已經花了好幾個周末練習。他討厭這件事情。他用盡所有理由開小差，直到他上司警告他：「注意你的政治態度。」當我在國慶前一週看到他的時候，所有的「舞者」都拿到他們的道具：男生有一條領帶，女生有一條雪紡絲巾。我一臉厭惡看這這條領帶，彷彿不停在提醒我們他們無所不在的控制。這是我對他的感覺。當他要去廣場、面帶微笑、跳上幾個小時的時候，至少我不用被迫作任何事情。噁！

好多年來我都在自問何以我在中國的時候覺得如此噁心。但顯然，這不是因為火箭升天。我想癥結在於覺得自己不過是個奴隸，所有的一切，包括工作到住的地方，都掌握在政府手上，只要有不服從的地方，隨時都可以剝奪走。每天總是會有一些事情提醒你這個事實，免得你忘記。

我國慶日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裡，只有一次。我可能打掃了房間，讀了點書，寫我的日記。但那天那麼安靜，我迄今仍記得。我在的地方離天安門廣場不到一英里，但我什麼都看不到，聽不到，彷彿我在另一個星球那樣。我聽到長安街上電信大樓的鐘聲鳴了好幾個小時，當我在府右街工作的那一年三個月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在感謝這個單位給了我原因不詳的喘息空間。

幾年前，我讀到六部口（有六個部門的路口，電信大樓所在地）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間，機槍掃射、用棍棒圍毆、坦克輾過學生的地方。因為這個資訊，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在晚上聽到鐘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