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李政亮，《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台北：夏日出版社，2011。
中港之間的香港故事，162-176 (以下為節錄)

…「港台」在中國有許多的指涉，第一種意思是中央與邊陲的地理位置想像，北京是中心，港台位處邊緣。第二種意思是港臺意指流行文化，許多流行文化與藝人都出身於香港與台灣。此外，港台時常有著神秘色彩，例如中國的大學圖書館多能透過館際互借的方式，向中國國家圖書館提出圖書申借，不過，英、日文等外文書籍都能外借，唯獨香港與台灣的書籍必須親自到國家圖書館閱覽，彷彿「港台」書籍藏著什麼秘密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已回歸中國，不過香港的回歸似乎僅是主權意義上的回歸，中國人對香港的歷史卻所知甚少。中國對香港的主流想像與台灣非常相似：香港是一個流行音樂四大天王及眾多影視紅星導演出身的地方、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等等。然而，香港的社會變遷及隨之而來的身分認同變化，卻為人所忽略。

…在冷戰的年代中，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是一個既無政治但政治力量卻激烈鬥爭的地方。既無政治是指在冷戰的地緣政治中，殖民地香港並未參與到冷戰的軍事部署對抗中。然而，香港卻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因為國共兩黨的力量不但在此角力，甚至政治力量的延伸機構也在香港運作，電影界便是一個代表。

…不同力量在香港的對抗，也表示什麼樣的言論都存在。當時香港與台灣的有趣連結在於「僑生」身分，對於時處高壓統治的台灣來說，島嶼內異常安靜甚至帶有肅殺之氣。不過，當時仍有一些學生想打開內心的窗戶觀看外在的世界，來自香港的僑生所帶來的雜誌成為重要管道。多年前筆者曾探訪刺蔣案的主角之一黃文雄，他便提到讀書時期與僑生熟稔，因為香港僑生能帶來一些不同的世界訊息，這是閉鎖台灣對外的一道特殊窗口。

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堪稱香港歷史的重要事件。香港親共的左翼力量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香港展開對抗英國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動。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結果造成五十一人在暴動中死亡，超過八百人受傷的慘劇。香港左翼人士原初的想法是透過暴動而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不過當暴動一路開展後，他們才知道共產黨中央對香港的定位是準備運用香港的特殊位置，並不急於收回。六七暴動成為電影描述香港一九六○年代歷史的重要題材與背景，諸如王家衛的《花樣年華》（2000）、《二○四六》（2004）、《五億探長雷諾傳》（1991）等等。

…一九七○年代末期，香港新浪潮電影許鞍華、徐克、方育平等人的作品逐一出現，香港電影也迎來一段高潮期。這段期間的香港電影，一如電視劇《獅子山下》以現實手法回溯香港人的成長故事，一九八二年方育平的《父子情》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這類電影出現的場景，如同香港影評人李焯桃再〈父親的陰影──八十年代香港新電影的中國脈絡〉所說的，「戰後出生的一代已經成長，而難民身分的上一代又開始陸續退出歷史舞台。土生土長的一代自由接受殖民地教育薰陶，有無中國大陸的鄉土記憶，民族意識本已淡薄；加上經濟蓬勃發展，都市化和國際化的型態日趨成熟，香港本位意識自然茁壯。」

…在香港本土意識形成加上未來的回歸，使得香港電影關於身分認同的再現，不僅對自身成長經驗的描述，更包括一種流動、不確定，甚至透過香港人在其他城市的生活，講述香港身分的情景，如八○年代末期的《秋天的童話》（又名《流氓大亨》，1987）、《雙城故事》（1991）等，這也是香港大學教授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說的香港電影「反幻覺」的特徵──沒有看見存在的東西，香港身分只有在異國他鄉才會浮現。

…九七回歸之前，王宏志、李小梁、陳清僑等三人合著了《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1997）一書，該書有系統地從文學史和流行文化中，梳理中國與香港的相互權力關係，其中至少可找出幾組夾縫中的香港，…

如果說夾縫論代表著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九○年代中期出現的「北進論述」則又帶著「大香港主義」的「豪氣」與「自信」。…這似乎是一個意識形態解體、市場疆界重新打造的時代。在北進論述的想像中，香港將憑藉著現代化的人力與資本，北上中國發揮影響力，在過程中扮演關鍵位置。香港與中國的對照是現代與落後的，而落後的中國將被現代的香港所同化，…對於讀者來說，「北進論述」這個名詞或許陌生，不過其內涵卻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中國是一個充滿龐大商機的市場，而台灣文化創意的軟實力深受中國民眾喜愛」之類自我感覺良好的論述，不但長期出現在主流媒體中，甚至也滲入一般人的潛意識。更為有趣的對照是，香港倡議北進論述的學者更以「利用中國巨大的商機解決香港失業問題」的論調大家宣傳，這與十多年後台灣政府ECFA的廣告宣傳如出一轍。只是北上或西進對社會的衝擊為何，卻少有人深究。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首是由選舉委員會產生，而非普選。獲得北京青睞的特首董建華任內（一九九七至二○○五年）施政不佳，二○○三年香港SARS爆發期間，儘管董建華說香港是安全的，SARS卻奪走將近三百條人命。面對無能的特首該當如何？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出現五十萬人要求二○○七年特首普選的大遊行。

香港所實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於修改香港特首的選舉制度，其程序是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並經特首同意後，報請北京的人大常委會核准。儘管二○○三年要求普選的聲勢浩大，不過二○○四年人大常委會並未准許香港在二○○七年特首選舉進席普選。直到二○○七年，北京人大常委會才確認二○一七年香港特首可進行普選，但並非想參選者都可登記，而是由選舉委員會產生二到四名的候選人進行普選。

在這個角力過程中，北京無疑是向香港強調一國兩制的根本是一國而非兩制。九○年代以來，北京的想法便是北京要主導。…在北京眼裡，長期統治香港的港英政府從未認真推行過民主選舉，只有到了九七大限之際才推動，這正是在挑戰北京；而且香港爭取普選人士的論調，也不脫西方關於民主的論調，這是香港尚未去殖民化的象徵。

北京放緩香港普選的腳步，充分展現了北京的統治術：在論述方面，北京搬出條件未成熟的說法，事實上，這是典型中國式的想法。在中國社會科學主義的想法中，什麼條件（如物質條件）可以支撐什麼樣的事情的說法，是相當根深蒂固的。在實際的政策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談判籌碼更高的北京也在二○○三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貿易關係的安排」（簡稱「更緊密貿易關係」，編案即CEPA），在二○○四年生效，鼓勵雙方有更多的貿易往來。面對資源更為充沛的北京，香港昔日的北進論述已黯然失色。

…在經濟發展與另類社會價值之間，香港民間社會還是具有一定的反省能力。二○○九年到二○一○年初，香港爆發關於高鐵興建的抗爭，這個抗爭堪稱是香港近年來最大的抗爭，而香港的八十後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表現，打破一般人將年輕人等同於享樂消費的迷思。

…這是一個關於城市發展的大辯論，在這次抗議行動中，八十後的年輕人之所以積極投入，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年輕人在思考他們有沒有未來？按照香港政府的方案，將使既有的財團利益擴大化。長期以來，無論是港英政府或是現在的香港政府，思維模式都是一致的：發展經濟。然而，其發展模式都是著重在金融、房地產等行業，而香港貧富差距在近年來已達到高峰。年輕人的未來和香港的社會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這是香港年輕人較為關注的焦點。在他們的實踐中，既有以二十六步一停一跪的苦行方式爭取認同，也有在菜園村進行生活體驗，說明另一種生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

香港的反高鐵抗爭，在中國的網路論壇受到許多挑戰。這些批判的理由不一而足，批判者基本上站在國家中心外加經濟發展至上的角度，有的認為香港在殖民時期不會有這麼大的抗爭，為什麼一國兩制之後就發生這樣的問題？也有的預測北京最終會買香港高鐵一部份的單，只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很不公平──為什麼在中國房市狂漲時港商搶到了利益，香港的公共建設卻要北京買單？此外，也有少數中國年輕人在香港親歷八十後的抗爭理念與行動方式，在網路上發表相當詳細的介紹與討論。有趣的是，鳳凰衛視的評論員們，除了香港出身的梁文道外，其他中國出身的時事評論員都站在支持高鐵的一方，而其理由難脫發展取向的意識形態，或八十後的抗爭已與高鐵議題脫節等等。

…一國兩制，是一國還是兩制？身分認同，是由上而下的規定，還是一種自由的流動狀態？這些基本價值差異仍考驗著中港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