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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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和甫至中國的友人出門吃飯，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到北京，我們自然到全聚德吃當地招牌菜。就像宗教朝聖總要有些必要的儀式和禱辭，來到北京必然要吃烤鴨。

但我的情況是，一當我們走到了前門，我朋友必然大聲懷疑「你覺得要說『Peking烤鴨』好還是『Beijing烤鴨』好？」其他人則一貫聳聳肩膀、不作回答。他不死心，又問「他們怎麼會最先把城市的名字給改掉？」我不時聽到這種問題，比如我人在「北京（Peking）大學」，我去聽「京劇（Peking Opera）」，或是任何出現「Peking」的場合。這個問題也在我的腦海裡盤旋甚久，時不時困擾著我，迫使我終於主動去尋找答案。

維基百科所給的標準簡明的答案是：中文的「北京」一直發音成「Beijing」，但早期在華的西方人（特別是十七世紀的法國傳教士）用羅馬字母轉譯成「Peking」。中共在1958年使用新的拼音系統，將北京改拼為「Beijing」，好更忠實反映其發音。但在大陸普及漢語拼音時，其他地方仍繼續用各自既有的拼音系統轉譯中文。在英語系國家，採用的是威妥瑪（Wade-Giles）系統，係根據十九世紀兩位發明者所命名。他們之所以不輕易改變，不是因為一般認為係要反共而拒絕使用「紅色中國」的規則。而且即便蘇聯採用漢語拼音，他們也比較喜歡用「Peking」和「Mao Tse-tung」去稱呼中國的首都和領導人。西方只是覺得舊有的系統已經運作的很好，沒有必要去做改變。而且中國也沒有抗議這種泥古不化的狀態，反而持續對外國人使用西方的拼音系統。比如說，中國政府最重要的英文期刊─在中國最封閉的時期是外界理解中共唯一的管道─其雜誌名稱為「Peking Review」（北京周報）。

漢語拼音在1950到60年代於中國廣泛使用以幫助掃盲。但在文革初期，政界和學界中擁護拼音系統的人遭到迫害，系統也遭到譴責並遺棄。然而，毛死後，拼音系統復興，並且被鄧小平視為改革開放後的利器。所以自1979年1月1日開始，中國將漢語拼音用到所有外語出版當中，其中一個變化就是將原本的北京周報改成Beijing Review。

國際對此反應不一。在美國，新聞機構和出版商躊躇是否要以中國是從，紐約時報是最早改用漢語拼音系統的報紙之一。社論稱「那些會糾正你發音的討厭鬼早就知道新系統比舊的威妥瑪式更合邏輯，Jenmin Jih Pao（人民日報）其實應該唸成Renmin Ribao。如今我們都知道了。」NBC主播John Chancellor同樣地跟觀眾說漢語拼音「會讓我們感覺像是中國通一樣。」

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許多資深中國觀察者對拼音中哀嘆大量Z、G和X開頭的字會造成困擾，而且對Hong Kong或Tibet改成Xianggang或Xizang感到無比荒唐而加以譏諷。紐約時報雖然將漢語拼音的崛起視為「挑剔鬼的末日」，華盛頓郵報在香港的特派員Jay Matthews卻持相反的看法，認為這個系統對所有人都非常晦澀，但「已經有少數人開始探索這個神祕的新系統了。」

最終他們仍殊途同歸。到1979年3月，拼音系統幾乎被普遍採用。但也有些重要的例外，比如中國的首都仍翻譯成Peking。一般的解釋是Peking相較於Beijing其實算是英文，就好像Muenchen或Roma等歐洲城市被稱作Munich和Rome。芝加哥論壇報更直言「要改太晚了」，Peking已經「如此根深蒂固，我們根本不可能接受新譯名。」這事情在美國爭執數年，直到1986年11月26日，紐約時報宣布停止使用Peking翻譯，因為「自中國和西方重啟交往之後，『Beijing』也已經廣為人知。」到了1987年，美國所有主流報章雜誌都隨之更改，英國則稍遲。衛報要到1988年12月才改，而BBC在1989年報導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中一直都使用Peking。

中國政府於1979年對國外使用漢語拼音時，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在不同語言間確立一個標準用法。但三十餘年過去，要達到這個目標，距離仍和一開始一樣遙遠。即使英語圈國家幾乎都使用Beijing來指中國的首都，德國仍使用Peking，法國、西班牙和俄羅斯是Pekin，義大利則是Pechino。而且若你時常出國就知道，從世界各地來的行李和包裹，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仍然會貼上「PEK」三個字母的標籤。

後記

此文讓我想起我曾寫過幾篇跟中文拼音有關的文章（如這篇）。台灣大概是全世界唯一把拼音系統扯上政治紛爭的地方，雖然有些不得不然，但我仍然覺得這是台灣的可悲之處。我本來也認為台灣大概是華人區最抗拒漢語拼音的地方，但又臨時想起，其實港澳兩地才是真正抗拒漢語拼音最力的所在。不要說一般道路地名仍以粵音為主，就是名稱Hong Kong和Macau也沒有變成Xianggang和Aomen。不過是過了個界線，Canton就變成了Guang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