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之前寫了好些講述中國的書，但仔細看看，我買的書多半是「外人」寫中國（其中也包括台灣人及香港人），可能是覺得中國人寫自己國家總不免落入民族主義的窠臼，「外人」即使參雜著某些偏見，至少也有比較超然的優勢。但我所看的書，多半像李敖對龍應台的批評所言，只有現象而沒有原因，連韓寒也不例外。我們看到中國發展的「現貌」，或者批評、或者讚許，卻不清楚「現貌」如何產生。余華的新書某種程度上交待了「原因」，以他的說法是「寫下了自己的疼痛」。（314）

作者挑了十個詞彙描述中國，不過其中多數是借題發揮，以闡述詞彙為理由，回顧新中國的過去，比如在大陸迄今視為禁忌的天安門事件，以及他童年記憶的文化大革命。對多數人而言，文革和今日的中國社會似乎已經沒有什麼關連，但余華認為今日的經濟狂熱正是過去政治狂熱的轉化，尤其一九八九年以後，政治改革停滯，中國人將全副重心移往經濟發展上，經濟成為「後八九」唯一的政治正確，直到今日。

十個詞彙中，我感觸最深的是「山寨」和「忽悠」，這兩個亟富當代中國特色的詞，除了說明中國的現狀，也道出中國深層的無奈：前者發展到了極致，即是政治上的嘲諷；後者到了極致，則是政治上的欺瞞。其實「山寨」和「忽悠」各有其「傳統」，「山寨」的傳統是文革初期各地湧現的「造反司令部」，「忽悠」是大躍進時期各地謊報收成和煉鋼鬧劇。我忽然想到中共著名的宣傳畫，他的形式是蘇聯社會寫實主義的「山寨」版，內容則是「忽悠」人民的虛假教條或理想。歸納而論，社會亂象，不過是政治情況的反映而已。

此書也間接指出今日中國的要害。無論中國人多想重現漢唐盛世，重構近代史，卻很少人碰觸文革，即使文革並非禁忌話題。官方以「十年浩劫」總結，拿四人幫頂罪，以為從此可以不用再去碰觸，卻不能阻止文革在嗣後繼續發酵，成為今日中國大大小小的問題。余華回顧當年的自己，也是在藉由過往的錯誤，反省今日中國。我想余華大概也意識到如此的必要性，否則就會像他在「差距」文中，他所碰到的那位留學生，當他講述中國人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時，留學生以「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反駁。余華寫道「無視貧窮飢餓的存在，比貧窮飢餓還要可怕。」（186）刻意遺忘的結果，是生出如此傲慢的中國人，宛如末日初啟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