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作為非香港人，看鄧小宇的文章，非常隔膜。我識不得他筆下的香港名流，不太熟悉它舊日時光美好的電影記憶，對他不時夾雜粵式用語及英文單字的行文感到窒礙難懂，但我還是花了大把銀子（此書新台幣索價四百五十元，雖說比起港幣售價似乎還便宜一點，但這在台灣書市絕對稱不上是平易的價格），盲目追隨「全城熱烈討論」的風潮，至為謹慎的捧讀。有趣的是，此書書腰寫著「榮登臺灣《中國時報》『開卷嚴選』選書榜」，咦？怎麼這麼「港汁港味」的書還要借《中國時報》的光？港台之間這種幽微的連結，真是微妙得無法言喻。

如果身為非香港人，一直處在一知半解的狀態看文章，我究竟可以寫些什麼感想？或許只能像南宋的「殘山賸水」那般，去摸索一個模模糊糊、夾雲帶霧的的輪廓。比如說，我看到一個中國的布爾喬亞（bourgeois）風格的文章，體會揉合濃濃殖民地風情的中產階級品味，理所當然地鄙夷土氣、吹捧必然逝去的美好典範。這種行文的氣質（書評都稱為「雅痞」）由台灣人來寫顯得造作，大陸人甚至寫不出來（如果真有人寫，不是太陳舊，就是假的），怎樣都還是只適合從香港孳生，讓香港作家獨領風騷。

只是那種被西方主導的「城市公民」經驗，隨著「現代化」在東方世界的重新詮釋，也顯得有點政治不正確，或者是說，鄧小宇筆下的香港的確正在消逝，倒不是人物凋零或舊景不再的「逝去」，而是一股新的香港流風，要開始取代過去那個「港英」時期的香港。比如說，前幾日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立法會選舉修法，就不適合放在鄧小宇的文章當中──因為政治味太重。這種對於民主法治等政治議題大力著墨的趨勢，恰巧是鄧小宇這種「雅痞」文章裡所不見的。相較之下，陳雲的文章反而極為適合，但他的文章就鮮有什麼中產階級的品味。

這也有可能只是題材取捨：有人好發時論，有人則撫古追昔，非關文章調性。不過即是只單論文筆，還是有衝突──陳雲在那廂急著把中文滌淨純化，鄧小宇在這廂仍以一種滿載西方優越感的筆觸，毫不在乎地中英交雜，隱隱端著香港菁英寫作的必然性。其實我並不喜歡寫作時夾雜很多英文──即令是外國人名，寧願讓他們獨立出來放在括號裡面。一來夾雜英文實在太有賣弄洋墨水之嫌，而且排版上也顯得紊亂，反而讓文章打了折扣。再者，那些英文單字真的沒有適當的中文可以用嗎？我想不盡然。怎麼說來，總是炫耀的性質大些。

往更枯燥一點的方向去理解鄧氏的文章，其實可以瞥見國共戰後那股南下移民潮的片段：父母也許是饒有名望的地主，為避共產黨委身於香港一隅，但到他這輩，祖籍和背後的象徵意義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純然粵式的、都會式的、殖民地式的香港文化。在他父輩那代失落的物質水準和社會地位，由他這一代重新建立。這是戰後香港移民的發展歷程，階級的下降被迫屈就於困蹇，但原本的文化細緻處，在一番沉潛後，於開始發達富裕的香港社會重新煥發。正如他在〈吃羅宋餐的日子〉（頁27-36）一文藉著老片追撫的昔日優雅，在並不富裕的日子所堅持的風度和規矩，那是昔日十里洋場的派頭、深宅大院的儀度高度壓縮在香港一隅的結果。當南下的那一代凋零，戰前的種種被消融到不剩一點渣滓，新一代的香港人，回歸到同質性甚高的，所謂的「現實裏的粗糙生活」。然而記憶中的優雅，其實都去成就像鄧氏這樣，布爾喬亞式的犀利與世故，並沒有真的消失。

所以，對物質娛樂如數家珍，如魏晉習慣般品評當代人物，兼及一點挑剔的品味，這是台灣人──即令是富裕的本省人或有相似背景的外省人後代──難以企及的，畢竟早年的台灣活在政治的枷鎖當中，大部分人只求苟全自身，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去追求比生存更多一點的東西。而且台灣殘存濃厚的日本文化痕跡，這種西化風情似乎也不是台灣社會所欲追求的──我們反而更親近東洋式的典範。換成一個台灣人，他的優雅印象大概就得換成深深的九十度鞠躬和拿筷子的規矩。

另，亦如我前面所云，鄧氏在他濃厚的西化浸潤底下，仍舊對香港一些比較「土俗」的東西感到不以為然。比如他提到「小巴」（頁271），認為「的確令香港蒙羞」，提到都市的「集體回憶」，質疑本質不夠「美」的香港是否夠格去談論「集體回憶」。像龍應台那樣用外地人眼光憐愛地看著香港舊城區，期期艾艾地為文希望保留，有多麼大的不同。這彷彿有點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要留要拆，各自有自己的角度和思維。而這部分，即是我覺得香港必然要「逝去」的部分。新一代的「香港認同」絕不會是高聳的玻璃帷幕大樓和千篇一律的購物商場，它必然往古舊的、鄉俚的方向去找尋，也許正是烏糟糟的小巴配上粵曲，或是殘破的唐樓。龍應台筆下預示的「香港的公民社會」，正要努力從西化菁英的世故當中，蛻變出更具凝聚力的庶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