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有增加篇幅）
作為一個父親一九四九年隨國府來台，十年後在南國鳳山出生的我這個所謂外省第二代，我得承認，並不像某些在地進步人士近年來不時為我們開脫的「外省人無需背負原罪」（也些人還清楚直接的指出這原罪即二二八）。我們，或只說我自己，在某段歷史裡，我們是有罪的，儘管我們的父輩並非在二二八犯下罪行的廿一師軍人，他們甚且不知道自己離鄉背井前來解救、保護的人民何以對他們如此冷漠、戒備、恐懼、憎恨……。他們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他們來前三年島上所發生過的事，他們二代，我們，更無由知道，儘管很多人的母親是此土生土長的福佬人、客家人或原住民。
不知者不罪。多年後面對歷史，很多外省人一代二代這麼理直氣壯的認為。
但真的可以這樣嗎？
我們大部分的父輩，龐大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或公務人員，從感情（國仇家恨）、利益（反攻復國小至軍公教福利）、血緣（同文同種、同樣怪腔怪調的國語）、對未來的想像（統一中國），是如此一致到形同綁在一起，以至以信賴而非警覺、以辯護而非批判、以同情而非抵抗統治階層，忘記了自己是被統治者，忘記了自己的利益與他們根本不可能一致，更忘記了此中若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權力、體制應該持有的態度和責任。
我承認因為他們忘情的視之如父兄如家人如一國的統治者，我們對他們所作的錯事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中尤以嚴重的侵犯人權，儘管也曾觸動我們人性善良的不安，但我們隨即總輕易採信統治者說法：為了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必要時得犧牲小我、個人自由與權益……。我們這麼相信，也據以為他們辯護。
因為如此，我們延誤了歷史進程，遲滯了國家的民主化腳步，而且我們懶惰得不得了，在看到與我們一掛的政黨在壓抑本土方言、庶民文化、戲曲時，我們也曾有不安之感，一切只因為我們對那些本就陌生，我們原就不懂不會，而政黨定於一尊的，正且是我們嫻熟擅長的，所以沒什麼差別。對於那些主張不見容於統治者而被默默下獄或處死的，我們堅硬起心腸，不願好奇探究或同情，只全然相信統治者一定看到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國家重大安全利益才這麼權衡這麼做。我們替他們找各種理由，如同溺愛子女的父母在面對外人的告狀指責時的反應。
我們外省人一代、二代，仍然覺得不知者就無罪嗎？
希臘悲劇裡的伊迪帕斯王，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而後國內連年災禍，待伊迪帕斯王知道真相，知道這一切降臨在人民身上的災禍皆因他的罪行引起天譴，儘管這都是在不知情下所犯，他仍不認為自己是無罪的，遂刺瞎雙眼、自我流放而去。
我所相信、我所有感情的政黨在執政時，儘管我只是嬰兒、學童、青少年，我從未為了自己的前途或利益加入他們，我手上更沒沾過半滴那些在牢獄裡的人們的血，但在我漸漸知道歷史的真相時，我仍選取了三千年前同樣的方式，「刺瞎自己的雙眼」，自我流放而去。
我以為，我們一代之外省人，皆應該找尋屬於自己的「刺瞎雙眼、自我流放」。
但是福佬人呢？
我們這些不知情的人尚且有罪，那知情的，又做了些什麼事？……因為懼怕，什麼都沒做（沒說出來、沒寫出來、沒告訴那怕是自己人的下一代），緘默不語，可以被看作共犯、幫凶嗎？
歷史的看，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全身而退，這應該是我們反思二二八的目的吧，不在於只找出可歸罪的元凶來鞭屍（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白崇禧……），而是同時找出我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責任，這樣，事件才不會再重演，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情境：為任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只因為他與你同文同種同命運同國，你就寄望他，護衛他，寵愛他，把他養大成一個獨裁者。
福佬人朋友，也許我們沒有道德正當性來告訴你們：我們曾在歷史中犯的錯，並希望你們能不再重複。但你們自己在歷史中學到教訓了嗎？還是只要權力者換成同國的，所有前車之鑑，就算重複一次也無妨，就當是「換我們爽一下有何不可，外省人不也爽了四十年」。若是這樣，所謂的政黨輪替、改朝換代，有何進步性可言？只是彼此取而代之的權力者遊戲，也正可以嚴厲的檢驗這大半世紀，到底認真追索二二八所在意的歷史真相和正義，還是清算歸罪因此討回債務「it's my turn」。
誠所謂，一個民族如何面對它的過去，決定了它將如何建立民主未來。
除了原住民、外籍移民，其實我們外省人、福佬人，都或長或短的執過政（也犯過輕重不一的錯誤或罪行），作為各自政黨陣營的支持者、有感情者，應該有比較複雜的思考吧，比方說，除非入朝作官，作為一個永遠的在野者被統治者，你的利益其實與你支持、有感情的政黨、人物執不執政沒什麼關係（除了一些些也許很重要也許半點不值錢的奇蒙子），統治者，本質上與封建集權的君王並無不同，我們還是得繳部份收入給他，他要我們為他打仗再不願意也不得抗命，所謂民主時代，只是多了諸多機制設計，限制、管理他不能像君王一樣咨意濫行這些我們暫借他用的權力，要是我們不珍視這些制度的初衷與精神（例如多年來我們不知不覺隨統治者起舞的罵國會罵媒體進而視之如無物），忽視了這些機制，我們等於放虎出檻，也由此可知，從來獨裁者無法獨立進行政治壓迫。大規模政治壓迫的產生和延續，必然有眾多的人加以協助，無數更多的人對他順從。
我敬重的福佬人學者吳博士曾建議：防止獨裁政治的再度出現，除了努力建造一個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自主社會力量外，唯一的保證似乎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文化，一個仇視獨裁政府、蔑視和獨裁者合作的社會道德，一個願意犧牲升遷、榮華富貴，甚至工作，拒絕和獨裁政治合作的文化。對於那些協助獨裁統治的人，新社會至少必須在道德上加以譴責，如果協助獨裁的人知道有一天，他們將被歷史裁判，甚至為他們所愛的子女所羞恥，他們或許不會那麼樂於和獨裁政治合作，在接受不義的命令時，或許不會那麼輕易的加以配合。如果協助獨裁統治的人，可以不受到法律、甚至道德的處罰，有一天，當新的獨裁者出現，必然會有更多的人排隊報效。
（〈南都一望〉節錄，原文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37期，2006年9月，頁46-63。）
作為一個父親一九四九年隨國府來台，十年後在南國鳳山出生的我這個所謂外省第二代，我得承認，並不像某些在地進步人士近年來不時為我們開脫的「外省人無需背負原罪」（也些人還清楚直接的指出這原罪即二二八）。我們，或只說我自己，在某段歷史裡，我們是有罪的，儘管我們的父輩並非在二二八犯下罪行的廿一師軍人，他們甚且不知道自己離鄉背井前來解救、保護的人民何以對他們如此冷漠、戒備、恐懼、憎恨……。他們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他們來前三年島上所發生過的事，他們二代，我們，更無由知道，儘管很多人的母親是此土生土長的福佬人、客家人或原住民。
不知者不罪。多年後面對歷史，很多外省人一代二代這麼理直氣壯的認為。
但真的可以這樣嗎？
我們大部分的父輩，龐大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或公務人員，從感情（國仇家恨）、利益（反攻復國小至軍公教福利）、血緣（同文同種、同樣怪腔怪調的國語）、對未來的想像（統一中國），是如此一致到形同綁在一起，以至以信賴而非警覺、以辯護而非批判、以同情而非抵抗統治階層，忘記了自己是被統治者，忘記了自己的利益與他們根本不可能一致，更忘記了此中若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權力、體制應該持有的態度和責任。
我承認因為他們忘情的視之如父兄如家人如一國的統治者，我們對他們所作的錯事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中尤以嚴重的侵犯人權，儘管也曾觸動我們人性善良的不安，但我們隨即總輕易採信統治者說法：為了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必要時得犧牲小我、個人自由與權益……。我們這麼相信，也據以為他們辯護。
因為如此，我們延誤了歷史進程，遲滯了國家的民主化腳步，而且我們懶惰得不得了，在看到與我們一掛的政黨在壓抑本土方言、庶民文化、戲曲時，我們也曾有不安之感，一切只因為我們對那些本就陌生，我們原就不懂不會，而政黨定於一尊的，正且是我們嫻熟擅長的，所以沒什麼差別。對於那些主張不見容於統治者而被默默下獄或處死的，我們堅硬起心腸，不願好奇探究或同情，只全然相信統治者一定看到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國家重大安全利益才這麼權衡這麼做。我們替他們找各種理由，如同溺愛子女的父母在面對外人的告狀指責時的反應。
我們外省人一代、二代，仍然覺得不知者就無罪嗎？
希臘悲劇裡的伊迪帕斯王，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而後國內連年災禍，待伊迪帕斯王知道真相，知道這一切降臨在人民身上的災禍皆因他的罪行引起天譴，儘管這都是在不知情下所犯，他仍不認為自己是無罪的，遂刺瞎雙眼、自我流放而去。
我所相信、我所有感情的政黨在執政時，儘管我只是嬰兒、學童、青少年，我從未為了自己的前途或利益加入他們，我手上更沒沾過半滴那些在牢獄裡的人們的血，但在我漸漸知道歷史的真相時，我仍選取了三千年前同樣的方式，「刺瞎自己的雙眼」，自我流放而去。
我以為，我們一代之外省人，皆應該找尋屬於自己的「刺瞎雙眼、自我流放」。
但是福佬人呢？
我們這些不知情的人尚且有罪，那知情的，又做了些什麼事？……因為懼怕，什麼都沒做（沒說出來、沒寫出來、沒告訴那怕是自己人的下一代），緘默不語，可以被看作共犯、幫凶嗎？
歷史的看，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全身而退，這應該是我們反思二二八的目的吧，不在於只找出可歸罪的元凶來鞭屍（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白崇禧……），而是同時找出我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責任，這樣，事件才不會再重演，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情境：為任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只因為他與你同文同種同命運同國，你就寄望他，護衛他，寵愛他，把他養大成一個獨裁者。
福佬人朋友，也許我們沒有道德正當性來告訴你們：我們曾在歷史中犯的錯，並希望你們能不再重複。但你們自己在歷史中學到教訓了嗎？還是只要權力者換成同國的，所有前車之鑑，就算重複一次也無妨，就當是「換我們爽一下有何不可，外省人不也爽了四十年」。若是這樣，所謂的政黨輪替、改朝換代，有何進步性可言？只是彼此取而代之的權力者遊戲，也正可以嚴厲的檢驗這大半世紀，到底認真追索二二八所在意的歷史真相和正義，還是清算歸罪因此討回債務「it's my turn」。
誠所謂，一個民族如何面對它的過去，決定了它將如何建立民主未來。
除了原住民、外籍移民，其實我們外省人、福佬人，都或長或短的執過政（也犯過輕重不一的錯誤或罪行），作為各自政黨陣營的支持者、有感情者，應該有比較複雜的思考吧，比方說，除非入朝作官，作為一個永遠的在野者被統治者，你的利益其實與你支持、有感情的政黨、人物執不執政沒什麼關係（除了一些些也許很重要也許半點不值錢的奇蒙子），統治者，本質上與封建集權的君王並無不同，我們還是得繳部份收入給他，他要我們為他打仗再不願意也不得抗命，所謂民主時代，只是多了諸多機制設計，限制、管理他不能像君王一樣咨意濫行這些我們暫借他用的權力，要是我們不珍視這些制度的初衷與精神（例如多年來我們不知不覺隨統治者起舞的罵國會罵媒體進而視之如無物），忽視了這些機制，我們等於放虎出檻，也由此可知，從來獨裁者無法獨立進行政治壓迫。大規模政治壓迫的產生和延續，必然有眾多的人加以協助，無數更多的人對他順從。
我敬重的福佬人學者吳博士曾建議：防止獨裁政治的再度出現，除了努力建造一個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自主社會力量外，唯一的保證似乎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文化，一個仇視獨裁政府、蔑視和獨裁者合作的社會道德，一個願意犧牲升遷、榮華富貴，甚至工作，拒絕和獨裁政治合作的文化。對於那些協助獨裁統治的人，新社會至少必須在道德上加以譴責，如果協助獨裁的人知道有一天，他們將被歷史裁判，甚至為他們所愛的子女所羞恥，他們或許不會那麼樂於和獨裁政治合作，在接受不義的命令時，或許不會那麼輕易的加以配合。如果協助獨裁統治的人，可以不受到法律、甚至道德的處罰，有一天，當新的獨裁者出現，必然會有更多的人排隊報效。
（〈南都一望〉節錄，原文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37期，2006年9月，頁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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